與上述通過解釋對無權處分規則的適用范圍進行限制的思路不同，另一種更為極端的觀點認為，在現行法的框架下，無權處分所訂立的合同應為有效，而非無效或者效力待定。例如王軼教授認為，在所謂債權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下，由于合同效力與物權變動的效果是同一的，為保護原權利人的權利，讓與人無權處分不能引起物權發生變動，因此無權處分所訂立的合同也應被認定是無效合同；但在所謂債權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下，由于合同效力與通過合同履行發生物權變動的效果是分離的，因此合同效力不應受到物權是否發生變動的影響，也就不應受讓與人有無處分權的影響，在讓與人無權處分時，受讓人應受到有效債權的保護，若讓與人不能履行合同，相對人自可依有效的合同主張違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形式上和實質上的正當性；至于《合同法》第51條，可以看作是當事人特別約定采債權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時的例外。(27)王利明教授亦指出，對無權處分所訂立合同效力的認定應當與受讓人的交易安全相聯系，而不能將決定合同有效與否的權利交給原權利人，因此只要相對人善意，法律就應當保護其合理的預期：在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情況下，或者即使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但相對人善意且支付合理的對價時，就應承認合同的效力。(28)正是在這一思路的影響下，在物權法的起草過程中，物權法草案曾一度將“轉讓合同有效”規定為善意取得的要件之一。(29)對此，王利明教授指出，物權法在考慮善意取得制度設計的時候，一個法律上的重大難題就是如何協調善意取得制度與《合同法》第51條之間的關系，而將“轉讓合同有效”作為善意取得的要件之一，即意味著草案認為在因無權處分而形成效力待定的情況下，善意取得可以成為合同效力的補充要件，即便原權利人拒絕追認，轉讓合同也是有效的，因而該條實際上是認為，在符合善意取得的其他要件的情況下，要排除《合同法》第51條的適用。關于這一點，王利明教授特別指出，《合同法》第51條規定的無權處分與物權法規定的善意取得是普通法和特別法的關系：前者是針對物權變動的原因行為而作出的一般性規定，而善意取得制度是針對物權變動的效果而作出的特別規定，它除了要規定合同是否有效的要件外，還要求其他要件，尤其是第三人的善意要件。在此意義上，善意取得相對于一般的物權變動規則屬于特別規定，相對于無權處分更是一個物權法上的特別規定，自然應當得到優先適用。(30)

　　不過，通過物權法關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規定來廢除無權處分的主張最終還是沒有能夠獲得廣泛的支持，因為對于將“轉讓合同有效”作為善意取得制度適用的要件，不少學者表示質疑：法律之所以規定受讓人可根據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權，就是因為無法根據所訂立的轉讓合同取得物權，即轉讓合同應被認定無效；如果轉讓合同有效，受讓人根據有效的轉讓合同即可取得物權，何必要通過善意取得制度呢？(31)正是由于可能存在這一邏輯上的混亂，最終通過的物權法并沒有堅持將“轉讓合同有效”作為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要件。但即使如此，仍然有學者提出，物權法本應明確規定無權處分所訂合同有效，從而摒棄合同法關于無權處分合同效力待定的規定；在物權法沒有完成這一任務的背景下，鑒于修法過程歷時較長，所費社會成本較大，因此建議司法實踐在處理該類問題時最好把善意取得時的買賣合同認定為有效。(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