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無權處分規則廢除論的破產

　　問題是，既然我國民法存在與承認物權行為獨立性相沖突的規則，從而為通說不承認物權行為獨立性提供了依據，那么，我們如何化解無權處分規則帶來的問題呢？這是因為，如果不承認在買賣合同之外還存在一個直接引起物權變動的物權行為，那么，在當事人為移轉標的物所有權而進行的整個交易過程中，就只存在一個法律行為，即買賣合同。如此一來，《合同法》第51條關于無權處分的規定自然就只能適用于買賣合同，而無法適用于以交付或者登記為形式要件的物權行為，此與承認物權行為理論的國家或地區存在顯著不同。但是，如果將《合同法》第51條適用于買賣合同，在受讓人不能依善意取得制度獲得保護的情形下，就會面臨無法獲得有效合同債權保護的問題，從而可能給當事人的交易安全帶來極其不利的影響。(21)例如，針對實踐中一些法院以行為人無處分權為由認定買賣合同無效的做法，崔建遠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將出賣人取得處分權或者獲得權利人追認的風險交由買受人承擔的做法，實際上是錯將“義務”當作“抗辯”，因為出賣人在訂立買賣合同后，根據《合同法》第130條的規定，自應承擔取得對標的物的處分權并將標的物的所有權移轉至買受人的義務，如果以出賣人沒有取得處分權或者沒有獲得權利人追認為由認定買賣合同無效，則無異于承認當事人有權拒絕承擔合同義務并惡意毀約。(22)

　　為解決上述無權處分規則帶來的問題，自合同法頒布實施以來，即有不少學者對《合同法》第51條所確立的無權處分規則提出了種種解釋方案。例如將《合同法》第51條規定的“處分權”解釋為“處分能力”，并基于出賣人的一般財產能力對出賣人是否具有處分的可能性進行判斷，而不能將出賣人對特定標的物是否享有具體的處分權能作為標準，只要出賣人對標的物有處分的可能性，即應理解為有權處分而非無權處分，自無適用無權處分規則之余地。(23)此外，梁慧星教授也撰文指出，《合同法》第51條規定的無權處分規則應僅適用于出賣他人之物的情形，其他情形如私賣夫妻共有財產等情形均不屬無權處分，無《合同法》第51條適用之可能。(24)

　　應該說，上述解釋路徑旨在嚴格限制無權處分規則的適用范圍，從而使合同有效的范圍盡可能擴大，以達到保護當事人的交易安全并維護健康有序之市場秩序的目的，可謂用心良苦。但筆者認為，將擅自出賣共有物排除在無權處分規則的適用范圍之外，可能與物權法關于共有物處分的規則相沖突，且即使如此，也無法全面解決因無權處分規則的適用所帶來的交易安全問題，因為根據這一觀點，在出賣他人之物的情形下，仍然有將無權處分規則適用于買賣合同的必要；(25)而將處分權解釋為“處分能力”，雖非沒有理論根據，但卻與通說關于無權處分的界定相去甚遠，不僅可能導致法律概念的精確性大打折扣，也不符合無權處分規則的規范意旨，進而有架空無權處分規則之嫌，似得不償失。(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