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采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的國家不同，在采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并承認物權行為理論的國家或地區(qū)，買賣合同并不具有移轉所有權的效力，而僅在當事人之間產生以移轉所有權為義務的負擔。例如，《德國民法典》第433條明確規(guī)定：“因買賣合同，出賣人負有將標的物交付給買受人，并使其獲得該物所有權的義務。”我國臺灣地區(qū)“民法”第345條亦明確規(guī)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于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可見，在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qū)所采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的制度背景下，買賣合同僅指“約定”由出賣人向買受人移轉所有權的“契約”，故僅使出賣人“負有”移轉所有權的“義務”，本身并不具有移轉所有權的效力。也正因為如此，在德國民法和我國臺灣地區(qū)的“民法”上，買賣合同被認為是僅在當事人之間發(fā)生債權債務關系的債權行為，性質上屬負擔行為；相反，標的物所有權的移轉還須當事人另行完成以交付(動產)或者登記(不動產)為生效要件的物權行為，其在性質上屬處分行為。(12)自此觀之，在采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的德國民法和我國臺灣地區(qū)“民法”上，買賣合同不具有任何處分的效力。(13)

　　再來看我國民法關于買賣合同之概念與效力的規(guī)定。關于買賣合同的概念與效力，我國《合同法》第130條明確規(guī)定：“買賣合同是出賣人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于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合同。”通過對比，不難看出，我國合同法的這一規(guī)定與法國民法和日本民法相似，而與德國民法以及我國臺灣地區(qū)的“民法”不同，因為這一條文并未規(guī)定買賣合同是“約定”出賣人移轉所有權于買受人的“契約”或者僅產生出賣人移轉所有權于買受人的“義務”，而是明確規(guī)定買賣合同旨在移轉所有權于買受人。可見，根據(jù)這一條文，我國民法上的買賣合同亦具有移轉所有權的效力，因而也具有完全的處分性。也就是說，根據(jù)我國《合同法》第130條關于買賣合同的定義，我國民法上的買賣合同系對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進行一體把握，將處分行為納入債權行為之中，視標的物所有權變動為買賣合同直接發(fā)生的效果。(14)據(jù)此，我國學者普遍認為，在我國民法上的買賣合同不僅是發(fā)生債權債權關系的依據(jù)，而且是發(fā)生標的物所有權移轉的依據(jù)，因為買賣合同的效果意思包含兩組因素：一是發(fā)生債權債務的效果意思；二是發(fā)生物權變動的效果意思。(15)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我國民法上的買賣合同包含引發(fā)物權發(fā)生變動的效果意思，具有移轉標的物所有權的效力，但是否如法國或日本民法上的買賣合同那樣，我國民法上的買賣合同也能直接引起所有權發(fā)生移轉呢？答案顯然又是否定的。關于所有權的移轉，我國《合同法》第133條明確規(guī)定：“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但法律另有規(guī)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此外，我國《物權法》第9條規(guī)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fā)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fā)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第23條規(guī)定：“動產物權的設立和轉讓，自交付時發(fā)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由此可見，在標的物所有權的移轉問題上，我國民法又明確要求當事人在買賣合同等原因行為之外，還須完成動產交付或者不動產登記，故與采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的德國和我國臺灣地區(qū)相同，而與采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的法國和日本有別。

　　如此一來，我國民法上買賣合同究竟具有何種效力呢？筆者認為，買賣合同在我國民法上的效力上正好介于前述不承認物權行為的意思主義物權變動模式與承認物權行為的形式主義物權變動模式之間：一方面，買賣合同具有移轉標的物所有權的效果意思，因而也具有移轉標的物所有權的效力，但另一方面，標的物所有權的移轉不能僅依買賣合同而發(fā)生，還必須以交付或者登記為要件。這就是我國民法關于買賣合同與所有權移轉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