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法釋[2012]8號第3條的理論基礎
至此，結合筆者以前曾經就無權處分行為的效力所發表的觀點，在堅持無權處分規則不可廢除的基礎上，實際上已就《合同法》第51條所帶來的問題提出了兩種解決方案：一種是以承認物權行為獨立性為理論基礎的解決方案；另一種則是以不承認物權行為獨立性為理論基礎的解決方案。當然，無論采取哪種方案，最終結果是基本相同的，即當事人所訂立的買賣合同等原因行為并不因行為人無處分權而無效，亦非效力待定，相反，只要滿足合同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買賣合同等原因行為就不僅具有法律約束力，而且還可產生相應的履行效力，欠缺處分權影響的僅僅是物權變動：在承認物權行為的情形下，物權行為因欠缺處分權而效力待定；在不承認物權行為的情形下，買賣合同的移轉效力因欠缺處分權而效力待定。也就是說，上述兩種方案均可為前述法釋[2012]8號第3條提供理論基礎。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上述兩種解決方案看起來思路各異，但二者之間卻存在極其密切的聯系：如果承認物權行為獨立性，那么就應采取德國民法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對買賣合同的定性，即否定買賣合同的處分性和所具有的權利移轉效力，買賣合同自然不應以當事人享有處分權為要件，《合同法》第51條也就不可能適用于買賣合同，而只能適用于旨在直接引起物權發生變動的物權行為(物權合同)；相反，如果不承認物權行為獨立性，那么就應承認買賣合同本身即具有處分性和權利移轉效力，《合同法》第51條所規定的合同效力待定，就只能理解為買賣合同的權利移轉效力待定，而非合同全部效力待定。由此可見，在對我國法進行解釋適用時，我們必須在上述兩種方案中作出選擇，因為從一方面看，買賣合同的效力范圍取決于是否承認物權行為理論，從另一方面看，是否承認物權行為獨立性也要取決于法律究竟賦予買賣合同多大的效力，二者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蘇永欽教授曾指出，由于現代交易本身的復雜性和階段化，社會生活對法律規范的密度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承認物權行為獨立性的目的即在于提高法律規范的密度以回應現代交易之階段化的需求，因為只有將法律行為區分為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法律才能根據其不同的性質設置不同的生效要件，進而保護各方當事人的合法利益。(48)在筆者看來，蘇永欽教授的這一論斷雖然不無道理，但卻主要是站在德國和臺灣地區民法的角度得出的結論。事實上，在不承認物權行為獨立性的情況下，對合同效力進行層次上的區分，亦可實現上述目的，只是采取的思維路徑不同而已。就此而言，我國民法關于買賣合同和合同效力的規定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法律本土化的具體表現。
可惜的是，盡管有學者已經看到買賣合同與合同效力在我國民法上的特殊性，但卻未能考慮通過合同效力的層次性來化解《合同法》第51條所帶來的問題。例如韓世遠教授認為，雖然我國民法將買賣合同看做是負擔行為與處分行為的“集合體”，且我國民法通說就此“集合體”不再區分為債權合同和物權合同，但鑒于意思表示內容的復雜性及法律行為解釋的多種可能性，應該說對于我國法上的“買賣合同”在解釋上進一步細分是可能的。在韓世遠教授看來，雖然我國民法從整體上不承認物權行為獨立性，但不排除在個別情形，尤其是無權處分的情形下，仍有區分債權行為和物權行為的必要。(49)可見，面對《合同法》第51條帶來的解釋難題，他采取的仍然是將法律行為區分為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的思維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