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單位出具的證明材料(17)是否屬于公文書證？

　　長期以來，很多人認為單位出具的證明材料屬于公文書證，具有比一般自然人之間形成的私文書證更高的證明效力。筆者認為該觀點值得商榷。原因有二：其一，這里的單位范圍廣泛，既包括國家機關或者依法具有社會管理職能的組織，也包括不行使國家權力或者不具有社會管理職能的組織。其二，即使是國家機關或者依法具有社會管理職能的組織出具的書證也分為兩類，一類是公文書證，另一類是與該類主體管理職能無涉的私文書證。我國《民訴法解釋》第115條規定的向人民法院出具證明材料的“單位”之范圍與前述單位一致，包括自然人之外的所有機關或者組織。該條中的“證明材料”也不同于公權力支配下制作的公文書證，其強調的是與公權力或者社會管理職能無涉的書面材料。由此，該“證明材料”在性質上屬于私文書證，在訴訟中適用時，需要單位負責人及制作人的簽名或者蓋章，并加蓋單位印章。此外，該條還規定，法院如對單位出具證明材料的真實性存有疑義，可以向單位及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進行調查核實或者要求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出庭作證。需要注意，此處法院調查核實以及制作證明材料的人員出庭作證的內容為單位證明材料的真實性，而非涉訴案件的具體情況。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解釋該條中的單位證明材料是一種書證而非證人書面證言。

　　（二）推定在公文書證(18)真實性判斷中的適用

　　公文書證因是公權力主體在職權范圍內依法定程序和方式制作的一種文書，具有很強的證明效力。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一般通過推定方式來判斷公文書證的真實性。即，對于公文書證，其形式真實和實質真實均可根據文書的程式和意旨直接予以推定。(19)具體而言，民事訴訟中使用公文書證來支持自己主張事實的當事人不需證明該公文書證的制作真實和內容真實，其只需提出公文書證即可，如果對方當事人對公文書證的真實性存有異議，其需要提出相反證據來推翻關于公文書證真實性的推定，且其證明須達到使法官相信公文書證不真實的心證程度，僅僅使法官心證陷入真偽不明的狀態是不行的。

　　1.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關于公文書證真實性判斷的立法例及評析

　　德國《民事訴訟法》第437條第1款規定：“從形式到內容兩方面都可以認為是由官署或具有公信權限的人所制作的證書，推定其本身是真實的”。第2款規定：“法院對證書的真實性有懷疑時，可以依職權要求制作該證書的官署或個人，對證書的真實性加以說明”。(20)德國民訴法明確規定了公文書證形式真實的推定規則。而對于公文書證的實質真實，根據《民事訴訟法》第415、417和418條之規定，(21)公文書證也可被推定具有實質真實性，但需根據公文書證所屬類型區分是否允許對方當事人提出相反證據推翻實質真實的推定：報道性公文書證允許對方當事人提出相反證據予以推翻而處分性公文書證則不允許。法國《民法典》第1319條第1款規定：“公證書，(22)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之間以及當事人的繼承人或權利繼受人之間，具有證明其所記明的約定事項的完全效力。”(23)法國的公文書證不論是處分性書證還是報道性書證，均可被推定形式真實和實質真實，當事人如有異議，僅能通過提起《民法典》第1319條第2款和《民事訴訟法》第303-316條(24)規定的公文書證偽造之訴（包括本訴和附帶訴訟）方可推翻公文書證的真實推定。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2款規定：“文書，依制作的方式及目的應認為是公務員在職務上做成的，推定該文書制作是真實的公文書”。第3款規定：“對公文書的制作真偽有疑問時，法院依職權可以向有關官廳或公署照會”。(25)日本民事訴訟法僅規定了公文書證形式真實的推定規則；對于實質真實，除第160條第3款規定“口頭辯論筆錄對于口頭辯論是否遵守法定的程式具有實質證明力，不允許法官自由心證”(26)之外，其他情形均由法官自由心證加以判斷，法律并沒有規定像形式真實那樣的推定規則。(27)我國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355條規定：“文書，依其程序及意旨得認作公文書者，推定為真正。公文書之真偽有可疑者，法官得請作成名義之機關或公務員陳述其真偽。”(28)凡是公文書證，臺灣地區民訴法均推定其形式真實。至于實質真實，如同日本一樣，除第219條規定的“關于言詞辯論所定程序之遵守，專以筆錄證之”(29)之外，其他情形均屬于法官自由心證范疇，由法官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作出適當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