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錄—教師—學生”，這個等級序列與宗教社會的“上帝(神諭)—牧師信徒”一一對應，宗教表征清晰地呈現在政治表征中。當實際的民主無法實現時，各種各樣的節日氣氛便為了政治目的制造出來：

　　一顆顆大紅花似的火熱紅心

　　在喧天鑼鼓聲中，沿著

　　一道自天安門升起的金色光環

　　飛進了鏡中綠色的田野

　　飛向了鏡中白色的雪原

　　——《詞根與舌根·愚人節》

　　節日讓人處于幻覺中，它為政治表演、政治節目提供時間載體，極權崇拜像宗教崇拜一樣變得公開、合法，頌神歌被翻譯成政治頌歌。不僅是制造幻覺，極權者通過掌握的法律資源，將節日固定在時間中，讓它進入不朽的循環，從而使幻覺久存。被人們視為時光的禮物的節日，它的真實源頭是政治集團對幻覺的操縱，是讓幻覺一次次附體于人群。

　　通過社會問題來為寫作找到可靠性的劉潔岷，其組詩《節慶集》中堅硬的社會學內核是節日的欺騙性。上文引用的《教師節》《愚人節》是其中十分激烈的兩首。組詩中另有《兒童節》《婦女節》等，節日的初衷——對人權的尊重，不受性別、年齡、種族影響的人權的平等，最后只能在節目和作秀中被表演出來。從教師節到《教師節》，從節慶到《節慶集》，劉潔岷完成了一個個詩歌裝置，裝置中反諷、批判等情感和認知零件運轉著，生產和傳達出詩人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倫理主體的人格和魅力。

　　以上的描述和分析，僅以一部分文本為切入點，來窺測劉潔岷詩歌的結構和主題特征。在這些詩歌中彌漫著修辭學和社會學激情的混合氣息。當詩歌作為語言的實驗室或建筑工地時，劉潔岷在這里努力制造出一種陌生化的語言產品，解剖、電子、生物、機械學等話語脫軌般馳上他詩歌的軌道，從而使詩歌承擔著發生語言的重大交通事故的極大風險，為在冒險中尋求平衡，詩歌的每個零件都高度緊張，每個詞語都是力的場域空間。這使累積的、同質的詞語獲得了交換空間和驅動力，詩歌動力和語態也為之一變，它成為一部追求“無剩余”的裝置，沒有剩余，恰恰是詞語的沒有冗余的情況下，一種結構性的通透，各種呼應和激發使詩歌猶如光的全反射。沒有剩余，也是一種能夠不斷納入的詩語形態，就像非凡的建筑可以無限地納入磚瓦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劉潔岷稱得上是一個詞語擴展型的詩人，但他又一直沒有放棄詩歌的主題學意義的追求，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思想文化界發生所謂的語言轉向之后，他仍然能夠沉著冷靜地在詩歌中集中表達問題，呈現出主題方面的意義。上文所分析的關于物的譜系，現代人群與節日，現代社會景觀等是它的體現，它們在他的詩歌中話語化、符號化，成為具備反映、組裝、變形、探照、生產、銷毀等多種功能的裝置，而這個裝置是詩人體外的一個器官，它與劉潔岷自身又形成一個不斷生成的裝置，在相互作用、共同生產。

　　[1]本雅明.經驗與貧乏[M].王炳鈞，楊勁，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254-255.

　　[2]讓·波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M].車槿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3]劉潔岷.劉潔岷詩選[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