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潔岷詩選》中，收錄有一首他90年代初的詩歌《路過》，將它置于劉潔岷寫作至今的整個文本系統中時，它的位置顯現出來，它是關于“萌芽”的詩，組成它的詩歌因素在劉潔岷后來的寫作中，持續地得到培育和“雜交”實驗。在這首詩中，詩人追求的是這樣一種推動詩句前展的力量：意在抵消的重復，和追求自我消滅的可逆性。“我路過”這個詞項，在這首詩中有許多復本，但這種重復不是詞項的積累，而是在與相關詞項的共同協作中，達到周期性的相互抵消。“我路過水草未茂的郊野，那兒的淺溪/光斑間的小魚與石子摩挲得細膩”，“我”也路過“稻地盡頭，龐大閃亮的軍用機群”，“我在二十八周歲路過一位八十二的老嫗”，“我路過一個少年乞丐的正面又路過一位姑娘的側面”，“我從左邊行走，路過一群右傾分子”，路過“一處園林小品，和在臆測中發黑的陰溝”，在這些詩句中，都各自存在一個中間項，它能夠被詩句的兩部分分別重復，但重復所依據的不是積累的原則，而是相互消滅、蒸發、減少剩余物的原則。而最終，“我路過一條矮種狗，它轉眼把我路過”，詩歌已形成的中間詞項“我路過”被修改了，“路過”變成了具有重復功能的詞項，它被“矮種狗”重復，因而前面看似積累的“我路過”，被一個異質的、相反方向的重復“狗路過”抵消了。作為劉潔岷的早期詩歌，這首詩已經較清晰地顯示了他詩歌寫作中一個持續的努力，和表征在詩歌中的結構：意象、聲音材料的凝聚與耗散，“反積累”，相反力量的饋贈、交換直至抵消，在詩歌內部建立流通體系的追求。波德里亞對他所贊賞的詩歌有一個界定：“好詩就是沒有剩余的詩”，“就是把調動起來的聲音材料全部耗盡的詩，相反，壞詩(或者根本不是詩的詩)則是有剩余的詩，在壞詩中，不是所有的音節或有意義的詞語都被其復本重新抓住，不是所有的詞語都像原始社會的交換/饋贈那樣在一種嚴格的相互性(或對立性)中蒸發和耗盡。在壞詩中，我們可以感到剩余成分的分量，它沒有找到自己的對應物，因此也沒有找到自己的死亡和免訴，沒有找到可以在文本自身操作中進行交換的東西：正是根據這個殘余物的比例，我們可以知道一首詩是話語的殘渣，是在可逆性言語的節日中沒有燒完、沒有失去、沒有耗盡的某種東西。”[2]276“沒有剩余的詩”比“反諷”“悖論”“張力”等詩學概念在表述詩歌元素的結構關系時更徹底，它為詩歌提供了言語交換的視角，以材料的“交換”而不是“積累”促動詩歌元素的流通、相互性，因為語言單位和價值的可逆性，這唯一的大形式，在所有領域中都相同的形式，“可逆性的、循環復歸的、廢除的形式，在各處結束了時間的線性、語言的線性、經濟交換和積累的線性、權力的線性”[2]2。劉潔岷在路過中實現的正是：時間、地理、空間、主體的非線性、可逆性，最后，這個凝視主體“我”也可逆了，他在循環中成為被凝視的對象。

　　這本詩集中另外幾首詩歌，如《二爹私奔》《乘飛船遠行》等，像《路過》一樣，具有移步換景的特征，對歷時經驗的共時體驗，不同事物在詩歌中的并置，詩歌的主題詞項似乎處于缺席狀態，但一種深層的動機、形式卻運行在詩歌元素中，即非線性的力量，不斷循環以抓住原來的意象進行能量交換的力量，它們因此透露出相關性、相互性，從而達到抵消、蒸發、毀滅，劉潔岷的這類寫作努力在文本內部破除詞語過度積累的神話，在這個寫作神話中，詞語的生產、積累是神圣的和不朽的，而這個積累的神話實質上是關于同質性的、抒情的神話，它同資本主義的積累活動一樣，試圖實現只生產不毀除的神話。但這無法進入毀除領域的語言，剛誕生就淪落為語言垃圾、符號污染：“繁衍的語言，瓦礫堆的語言。”[2]57在生產即是制造過剩物的空間中，迫切需要的是有效交換、甚至如夸富宴般毀除語言的空間：需要“夢境的陰面：用來駁斥的話”(《劉潔岷詩選·毀容》)。所以以“駁斥”、反諷、悖論、張力為特征的追求“沒有剩余”的詩歌，在進行詞語、意象的生產的時候，也在尋找文本中的交換空間，尋找毀除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