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關于現代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思考繼承了近代政治哲人對政治社會與自然狀態的區分，但也有不同之處。近代政治哲人認為，自然狀態中的人是理論的假設，其邏輯上先在于政治社會；馬克思則認為，市民社會中的個體是一種現實的存在和歷史的存在，市民社會個體的涌現與政治國家的構建具有同一性，孤立的原子式個人都是現代政治的起點，利己的人都是現代國家的根據與目的。雖然政治革命將市民生活分解成了諸多部分，但卻沒有把它們作為批判的對象，而是將其作為自己持續存在的基礎，即將需要、勞動、私人利益、私人權利(如自由、平等、私有財產權和安全)等都作為自己持存的自然根基。在依據這樣的前提建構起來的現代國家中，感性的、原子式的、直接存在的私人被認為是本來意義上的人，而具有抽象性、間接性存在的公民則被視為“政治人”，這導致“現實的人只有以利己的個體形式出現才可予以承認，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公民]形式出現才可予以承認”。⑨因為在政治解放的處境中，具有偶然存在形式的人，是異化了的人，受到異化關系的制約，還不是現實的類存在物，只是取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占有財產的自由，并沒有擺脫宗教及揚棄私有財產，只是取得了政治的自由，卻沒有實現真正的人類自由。現代國家在遭遇“猶太人問題”之時，必然無法挽救猶太人在市民社會仍然被歧視、被排斥的命運，如列奧·施特勞斯所言，“自由主義解決之道的失敗意味著，猶太人不能通過把作為個體的自己同化于他們生活其中的國家而重樹尊嚴，也不能像別的自由國家的公民那樣成為其公民而重樹尊嚴：自由主義的解決之道帶來的至多不過是法律平等，而不是社會平等；作為理性的命令，它對非猶太人的情感來說沒有什么觸動”。⑩現代國家只是“猶太人問題”真正解決的一個臺階，猶太人以及人類解放的真正實現，必須發生在作為物質的生活關系領域即市民社會之中。

　　在人的解放成為現實之前，政治解放的限度決定了人類永遠處于“現實的個人”與“抽象的公民”內在分裂的狀態，這種內在分裂推動著人們為尋求解決的方案而努力。對市民社會的人權體系及其與現代公民權關系的探究，使得馬克思洞悉到人類生活的根基在于作為物質生活關系領域的市民社會，國家的建構立足于市民社會之上，公民權的獲得源于人權的需要。由此馬克思將“政治人”納入到“社會人”之中，將“政治力量”消解于“社會力量”之中。人的解放的完成形式，就是對私人與公民之分離狀態的克服。作為政治解放的成果，人權也因受制于政治解放本身的局限而體現為雙重性：人權打碎了封建等級制的枷鎖而給予個體以自由和平等；人權也使個體陷入自私自利而損害著現代國家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