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民社會人權體系的雙重性

　　當人在政治上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宗教便不再是國家的精神，而是市民社會(利己主義領域)人們相互爭斗的精神，“它已經不再是共同性的本質，而是差別的本質”。⑥宗教從國家領域轉移到社會領域，表明政治解放已經完成，但這種完成并沒有消除人們的宗教篤誠。宗教在現代國家中成為人同共同體、自身、他人相分離的表現，這種分離是啟蒙運動政教分離原則的擴大化表現，是政治解放本身的要求。政治解放本身并不是人的解放，政治解放是人通過中介——國家獲得的解放，而人在市民社會領域并沒有獲得解放，國家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并不等同人從宗教中解放出來。猶太人可以在國家層面上獲得政治權利、政治自由等公民權利，卻無需在社會層面犧牲對猶太教的信仰、犧牲自身的族群身份等市民社會的人的權利，因為公民權利并不以廢除宗教為前提，當然也不以廢除猶太教為前提。

　　馬克思詳細考察了自法國大革命以來人權(droits del’homme)的本質、體系及其與現代國家公民權(droits du citoyen)的關系。他指出：“與citoyen[公民]不同的這個homme[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別人，就是市民社會的成員。”⑦就實質而言，人權是市民社會個體自然權利的顯現，也是利己主義的人的權利和能夠同共同體分離開來的權利的顯現。這一權利其實就是霍布斯、斯賓諾莎和洛克等啟蒙哲人論述的自然狀態中人的權利，是將個人確認為利益主體而自私自利、漠視他人利益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權利，霍布斯將其概括為對“暴死”的恐懼而企求自我保全的權利。而市民社會的人權體系則包括自由權、私有財產權、平等權和安全權利。對于自由權，它是指可以做任何不損害他人權利的事情的權利，但這是作為孤獨的原子式的個人權利，它建立在人與人的差異、分離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的相互結合之上；對于私有財產權，它是指每個公民具有自由對待自己財產的權利，不受任何干預和影響，是權利自由的現實應用，只有擁有了私有財產權，自由的實現才有可能，沒有私有財產權，自由就缺乏基本的保障，因此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構成了市民社會的基礎；對于平等權，它是擁有自由權和私有財產權的獨立自在的平等權；對于安全權，它是現代國家以保護每個市民社會個體的財產和人身安全為目的的權利。馬克思曾經指出：“任何一種所謂的人權都沒有超出利己的人，沒有超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即沒有超出封閉于自身、封閉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為、脫離共同體的個體”。⑧擁有權利的人之所以連接在一起，不是因為其作為公民同屬于某個國家，而是因為自然的必然性——即保護自己的私人財產和利己的人身的客觀需要，這也就是啟蒙哲人所謂的“社會契約”的訂立。但這可能出現如下現象：人們掃除一切障礙所建立的政治共同體，無非是一種為了保護市民社會人權的手段，擁有公民的身份無非是為了維護作為利己的人的利益，人所存在的社會空間被淪為人作為單獨存在物的空間，使得真正意義上的人不是作為公民的人，而是作為市民社會個體的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是現代國家通過人權予以承認的人，是現代國家真正的基礎和前提。現代國家的職能與界限以及作為公民的個體的職能與界限都必須以市民社會成員的自然權利來加以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