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而言，“猶太人問題”并沒有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公私領域的區分、公民身份的獲取而得到實質性解決，只是采取了一種形式上的掩蓋方式予以調和而已。“猶太人問題”在古代社會或許只是一個宗教沖突問題，但在現代社會卻演變為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世俗沖突問題。從國家層面而言，人們都變成了本質一致的原子式個體，享有平等和自由的權利，其身份和政治權利也都是相同的，“猶太人問題”在國家領域獲得了解決；從社會層面而言，人們完全被“異質化”，人與人之間的分歧和差異性從價值、道德、信仰等多重維度逐漸延伸到具體社會生活的相關方面。“猶太人問題”在社會領域不僅沒有獲得解決，反而變得愈加隱蔽和嚴重，德國猶太人的命運就是最好的印證。

　　在青年馬克思時代，德國處于俾斯麥的統治之下，德國是落后的“基督教國家”，人們沒有獲得政治的解放。猶太人同其他德國人一樣，都是作為德意志帝國的臣民而存在。在這種制度下，私人領域或者具有政治性質，或者就是政治領域，私人的存在樣式是帝國臣民的存在樣式。即便猶太人與其他德國人存在宗教信仰和種族的差異性，也很大程度上被“帝國臣民”的共同身份所掩蓋。而在魏瑪民國時期，德國作為完成了政治解放的現代國家，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裂痕凸顯，猶太人與其他德國人一樣獲得平等政治權利的同時，他們與其他德國人在文化、血統、意識形態、職業選擇等方面的差異性更加突出。魏瑪民國時期的德國猶太人受到的歧視、排斥反而甚于德意志帝國時期。政治解放的方案不僅沒有消解不同種族群體、文化群體或者信仰群體之間的沖突，在將族群、文化、宗教信仰等諸多因素作為私人事務轉移至市民社會之后，反而更加凸顯了其分歧性，加劇了猶太人與其他德國人之間的沖突。關于沖突的原因，我們可以解釋為，在現代理性的作用下，所有以往的文化、宗教、信仰等關系都將受到質疑和挑戰，而所有差異性的因素都將獲得自身的權利。正是由于差異性和各種特殊的政治權利、政治訴求，他們極容易受到其他主體的排斥，盡管這種排斥可能是理性與文明的結合，但他們之間的沖突關系也可能導致各種矛盾、爭斗，甚至戰爭。例如，德國猶太人在納粹時期遭到刻骨的仇恨與屠殺，與此種狀況不無關系。在列奧·施特勞斯看來，納粹帝國的原則就是“對猶太人的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完全是“反猶主義”的產物。④

　　因此，馬克思指出：“如果你們猶太人本身還沒作為人得到解放便想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那么這種不徹底性和矛盾就不僅僅在于你們，而且在于政治解放的本質和范疇”。⑤只有對政治解放和現代國家的批判才是對“猶太人問題”的徹底批判。現代國家作為市民社會的異化之物，對異化之物的批判就是對市民社會的探討，特別是對市民社會生活的本體論領域進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