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絕對主義國家與羅馬法的繼受

　　文藝復興前后，教會勢力一落千丈，絕對主義王權在西方開始出現。教會的勢力雖然大不如前了，但此時處于封建割據狀態下的歐洲，封建主在自己的領區內濫設關卡，敲詐過往商人。14世紀，在法國盧瓦河上設有70道稅卡，羅納河和梭恩河上有60道稅卡，(19)如果船舶遇險，漂流到河邊的貨物也歸封建主所有，有的封建主甚至故意破壞航標以增加船舶的失事可能以獲取暴利，同時，盜匪、海盜的四處劫掠也使當時的商業貿易處在極不安全的境地，極大地提高了交易成本。此時，適應絕對主義國家需要的博丹君主絕對主權論應時而生，其理論簡單概括如下：第一，君主如同上帝一樣，具有絕對的、不容置疑的權力，藐視君主就是藐視上帝；第二，君主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的約束；第三，君主權威不容侵犯。(20)

　　安德森認為，羅馬法早在中世紀就開始復興了，但“對于羅馬法決定性的‘接受’——這意味著它在法理上取得全面的勝利——則始于文藝復興時期，即與絕對主義處于同一時代。”“毫無疑問，在歐洲范圍內，采用羅馬法的首要決定因素來自王室對加強中央權力的渴望。……正是這個政治最高權力的理論原則深深地吸引并影響著文藝復興時期的新君主政體。”(21)基佐也認為：“羅馬在兩個方面為后世憲制留下遺產：一方面，地方自治制度，它的習慣、規章、先例、自由的原則；另一方面則是絕對權力的觀念，神圣的最高權力觀念，皇帝的觀念，秩序和臣服的原則。”(22)

　　綜上所述，中世紀及歐洲絕對主義國家時期德國、意大利及歐洲其他各國之所以繼受羅馬法，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國學界一直所強調的羅馬法能夠適應新興市場經濟的需要，而在于羅馬法主張的君主絕對權力理論對絕對主義國家的可欲性。因為“對于承襲羅馬法的各種實質的規定，‘最為現代的’法利害關系者，也就是市民階層，一點興趣也沒有。中世紀商法上的各種制度和城市土地法的各種制度，比羅馬法遠能符合他們的需求”。(23)

　　羅馬法的國家理論可以概括如下：(24)第一，帝王的政權不是經由教會或教皇的媒介，而是由上帝直接傳授的；第二，帝王是世界唯一之主人，只受上帝的啟靈而統治人民；第三，帝王以羅馬皇帝的尊位享有因王法規定之絕對而包括性的支配權力。此權力直接由人民的委托，與教會的承認和教皇的加冕無關；第四，皇帝有權制定和解釋法律，其以一國之尊，不必服從制定法，但仍以遵守法律為榮；第五，帝王的人格與身體不可侵犯，如有侵犯，以叛逆罪受處罰。

　　烏爾比安的著名格言“國王本身乃法外之人(legibus sotutus)”成為文藝復興時期西方君主的夢想，而羅馬法成了君主們唾手可得的思想武器。(25)從腓特烈二世到卡爾四世，德國皇帝利用到羅馬城加冕之機，從意大利波倫亞大學聘請當時最杰出的羅馬法學者在其政府中擔任顧問。德國皇帝憑借羅馬法的國家理論，為其大一統的絕對國家政權提供合法性根據，在個別政策上，帝國法律羅馬化，既可以對抗教皇勢力的擴張，又能阻止封建領主的離心力。(26)

　　西歐絕對主義國家起用了一批深諳羅馬法的律師和法官，他們在西班牙被稱為letrados，在德意志被稱為doctores，這些法律人中滿腦子是關于法定權威的羅馬法理論和法律條文統一的羅馬法概念，在絕對主義國家的第一個關鍵世紀里，他們是王權集權化的狂熱實行者。正是由于這個國際化的羅馬法學家集團的作用，而非其他力量，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歐司法制度羅馬化了。(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