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羅馬法繼受的首要原因在于西方中世紀對君主絕對理論的需求

　　西方近現代法治的核心標志是有限權力，是權力制約和權利保護。而羅馬法之所以能在11世紀末復興的首要原因在于：世俗君主不管是在政教斗爭中還是在絕對主義國家的建立過程中，都需要羅馬法的君主絕對權力理論作為其強有力的斗爭武器。

　　(一)政教權力斗爭與羅馬法的繼受

　　11世紀70年代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發動教皇革命，建立了近代歐洲第一個統一的法律體系。伯爾曼認為，從格列高利七世起，教會具備了近代國家絕大部分特征，它的首腦教皇有權立法，通過一種行政管理制度執行法律、進行統治，(14)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通過“尋找有利于自己的根據”的方式，發布了《教皇敕令》，對不服從其命令的皇帝亨利四世下達敕令，迫使亨利在卡諾薩赤足悔罪三天，最終在這場教俗斗爭中大獲全勝，樹立了教皇的權威。

　　1078年，教皇的教令規定，任何僧侶都不應該接受皇帝、國王或任何世俗君主所授的主教職位，如果他擅自如此，將被開除教籍，這引發了教皇與皇帝之間的“授職權”之爭。通過一系列的教俗斗爭，教皇的權力大增，不但對僧侶具有極其廣泛的權力，對俗人也具有極大的權力。未經教皇批準，僧侶不能被委以圣職，主教、教士等其他教職的職權也由教皇規定，教區與主教的設置與任命、教會財產的調配等等1075年之前不存在的權力都被教皇所取得。在信仰和道德、婚姻等方面，教皇也享有極大的控制權。

　　但教皇的權力一直受到世俗政權的挑戰，政教斗爭持續了數百年。最初的教俗之爭中，教廷占據了較大優勢；德皇紅胡子腓特烈、英王亨利二世都曾經被迫接受教皇的羞辱。教皇權勢的巔峰時代是號稱“教皇的奧古斯都時代”的英諾森三世統治時期，(15)該時期由羅馬教皇領導的十字軍東征(1096-1270年)，極大地提升了教廷的權威。

　　為了對抗教皇的強權，世俗政權首先想到的武器就是羅馬法，而教會也需要在羅馬法中尋找有利于自己的依據。始于11世紀末的羅馬法復興，不能不說與此有極為重要的關系。韋伯明確論證道：“中世紀羅馬法的復興，實與德國皇帝強烈的政治意圖相呼應，亦即羅馬法被當成皇帝世界法與教會世界法相對峙，并且羅馬法的國家思想亦被用來作為權力集中的手段……羅馬法對皇帝而言是‘古已有之的良法’。腓特烈一世于1158年的隆加尼亞帝國議會招來24名羅馬法學者，制定‘關于國王特權的法律’引為奧援。腓特烈二世則于敕法里引用所謂‘元首免受法律的拘束’的羅馬法源”。“羅馬法的承襲，從皇帝、特別是腓特烈一世及其其后的諸侯都協力參與其中即可想見。基本上是由君主的主權地位所激發而導致的(于吾人于查士丁尼法典中所見的)。”而且，韋伯認為，除上述原因之外，所謂的經濟利害關系的原因是值得懷疑的。(16)波倫亞大學最初是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擁護者托斯卡納大公馬蒂爾德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其目的就是使之成為一個支持教皇的法學家中心，但在皇帝亨利四世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關于授職權的論戰中，波倫亞的法學家始終支持亨利四世。本為教皇支持者建立的波倫亞大學后來卻成為世俗政權的支持者，這一事實使教會著名的理論家羅吉爾·培根不無悲哀地講到：“在民法中的一切都具有世俗性質，誰投身于這樣一門粗俗的藝術，誰也就脫離了教會。”(17)

　　當皇帝與教皇相爭時，皇帝身邊的羅馬法學者往往提供羅馬法強調皇帝權威的相關條文作為抗衡寺院教會法法規的有力武器，“羅馬法的解說者在整個歐洲成為國王的大臣和主要官員。在必要時，法學家們會為他們提供法律的支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