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忘說”暗示了通常被視為“真實/事實”的事物的“虛幻性”。但揭示“虛幻”并不意味著發現“真實”，而更可能只是記起了曾被“遺忘”的東西的更深刻的“不真實”。不止一個批評家不止一次地被誘惑著把整個作品當做主人公的一場夢或一個被拉長了的“幻覺”。馬塞爾·勒孔特(Marcel Lecomte)從作品開篇對格里高爾“夢”與“醒”狀態的含混描述看出，故事的起點是“格里高爾還在玩弄他的夢思”，故事的展開不過表明“游戲被拉長了，格里高爾深深地進入了他的夢里，他有能力想象自己變成了一只蟲子，自始至終都是如此清晰”[4](P158)。保羅·朗茨伯格(Paul L.Landsberg)則認為，“格里高爾及其家人對這一事件的反應迫使我們把這一事件接受為真實”，這種敘述效果迫使我們進一步思考更為“可怕的事實”：在睡眠中我們的身體和我們自己在字面的意義上經歷著變形，“每天早晨我們都得經由某種特定的過程把身體和靈魂弄在一起使我們能夠適應周遭的世界……我們時間中的造物，被囚禁在持續的變形中，我們只在特定的時刻意識到這一點。這種遺忘來自于對于死亡的恐懼，激發我們通過儀式和重復來保持幻覺。”[4](P156)

　　總起來看，在作品所引發的情緒以及所激發的思考方面，早期的評論顯得過于貼近作品主人公格里高爾的視角。這固然說明了作品在營造幻覺方面所取的巨大藝術成就——《變形記》的逼真性非常深刻且富有誘惑性，迫使幾乎所有批評家繼續營造關于存在于作品中的“更深層真實”的幻覺。但另一方面，這種近乎強制性的把讀者帶入作品的方式也令像沃爾夫這樣的普通讀者和像康格德這樣的專業讀者感到不安：“在《變形記》中，我們完全沉浸在蟲子的視野中，以至于只能逐字逐句地理解他，并且總是像是第一次去理解他；我們被限定在文本里面。”[4](P36)

　　“幻覺說”與《變形記》的敘述視角有內在關系。敘述視角的問題在1950年代由德國學者柏斯納提出，但迄今難有定論。柏斯納認為，理解卡夫卡作品的一個特別重要之處是把握其敘述角度：“迄今人們還沒注意到卡夫卡的敘述是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展開的，不管是第三人稱還是第一人稱。”他聲稱，卡夫卡“在一個被上帝拋棄的世紀里寫出了史詩性作品，史詩對象從外部世界轉向了自我，在其廣度和可能性上并不亞于外部世界”[4](P70)。這意味著什么呢？我們知道，荷馬史詩敘述的“權威”來自諸神的權威，特別是繆斯關于神性知識和敘述技藝的權威，但卡夫卡式的史詩里沒有上帝和諸神，其敘述的支點在哪里呢？柏斯納的回答是：“由于在他的主人公的主觀世界之外，并沒有什么地方可為他提供一個觀察點，于是他就敘述他自己，他把自己變成了約瑟夫·K，變成了土地測量員K。……要點在于，他的敘述來自這樣一個地方：其作品的主要人物的意識內部。”[4](P72)順理成章的是，作者成為敘述者，敘述者成為格里高爾，《變形記》成為作者與敘述者“隱蔽的自傳”——不管是第三人稱還是第一人稱：《變形記》的視角“嚴格地與主人公的主觀世界保持一致。對于敘述者因此也對于讀者來說，格里高爾被變成了一個大蟲子。但這變形實際上是主人公的幻覺，盡管故事內部對此沒有暗示”[4](P72)。

　　嚴格說來，這個意見很難被推翻。康格德指出，柏斯納有意混淆了“卡夫卡的詩藝意識、主人公的意識以及讀者的意識”，而“從一開始，真實情形的更清晰理解對于讀者來說是可能的，對于災難的受害者來說是不可能的”。[4](P72)但解讀史業已表明，讀者/批評家所看到的諸多“真實”并不相同，有的也不相通，很難說比格里高爾對自己狀況的自我理解更清晰和真實。甚至可以說，否認整個故事被包裹在格里高爾的意識里(或幻覺里)的論斷，毋寧說是表達了一種由“批評意志”激發出來的“幻覺”而非“事實”。霍金斯(Desmond Hawkins)干脆斷言：這個故事“可以被理解為精神特異之人(spiritually alien)所導演的戲劇，他們在不自知的情況下毀掉社會的安慰、習俗和規范”，這個人既是格里高爾，也是敘述者和卡夫卡，歸根到底是一個現實意義上的“精神病人”，是“可憎疾病的受害者、嚴重不適應環境的人”。[4](P133)這個意見聽起來就是故事中“妹妹”的意見的回聲：“我們必須設法擺脫它……”[12](P150)，如果說在生活的自然真實與文學對生活的表現或再現之間，存在某種不言自明的界限的話，那么，《變形記》則迫使批評家把這一界限復雜化，并將其拓展、膨脹為有待進一步澄清的意義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