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撒的分析無疑是“重口味的”，他對老薩姆薩兩次懲罰格里高爾的解讀可說是精神分析向“欲望地獄”的最底層舞臺發起的一次沖擊：“兩次打擊均從‘背后’發起，這種性受虐的方式和肛門區相聯系。父親從‘背后’進入，以這種方式使兒子受孕(impregnation)，模仿的是昆蟲交尾的方式；而以這種方式，兒子也獲得了父親的陽具/菲勒斯，作為它所失去的東西的代替。”[10](P152)同性欲、亂倫欲與受虐欲在這一分析中得到了一個高度濃縮而又令人驚詫的概括。

　　對于凱澤的重口味分析，偏重審美與修辭批評的康格德的反應強烈。[4](P150)但筆者認為，對解讀史進行梳理的意義之一就在于發現解讀的空白以及諸解讀之間的意義聯系。或許凱澤的分析如同格里格爾所變成的大蟲子一樣令人“惡心”，但既然變形后的格里高爾“對骯臟的東西并不感到惡心”，作為評論者也需要多些耐心。細察之下，可以發現凱澤論證中一個“空白”是：兒子的“受孕”是什么意思？兒子所獲得的“新陽具”在哪里？凱澤雖然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在28年之后的1959年，彼特·韋伯斯特(Peter Dow Webster)在精神分析專業雜志《意象》發表的另一篇解讀《卡夫卡的〈變形記〉：死亡與復活幻想》重啟這一話題。他注意到，“蘋果事件”之后，格里高爾的家里多了一樣“新東西”，即“三個房客”。在格里高爾被“判處死刑”之前，他們儼然成為這個家庭的“新權威”：“通過吸納三個抽雪茄的房客的統治性形象，父親取得了菲勒斯的身份(phallic identity)。”[10](P155)

　　但筆者認為，韋伯斯特把三個房客與父親聯系起來的看法需要修正。三個房客與格里高爾而不是與父親有更為內在的聯系。卡夫卡對三個房客的描寫其實包含著一個黃色笑話：三個房客其實就是格里高爾在變形中“異化出去”的性器組合。在經歷了最嚴厲的“懲罰”后，他用“思想”召喚了它們，而它們的到來，則是格里高爾試圖重新占據中心地位的最后一次努力。卡夫卡的用詞顯得別有用心：“三個人全都蓄著大胡子”，“坐在中間的那一位，看起來被另兩個視為權威”。“中間的那位”②的表述使用了8次之多，他還幾乎是唯一的發言人。他與格里高爾的聯系值得注意：隨著格里高爾“以比妹妹更堅決的意見自愿離開這里”，房客們也被“驅逐”出家門。“那我們就走吧”，“中間的那個”在對同伴這樣說時，甚至需要“抬頭看著薩穆薩先生，仿佛在一陣突然襲來的謙卑中要為這個決定獲得新的批準似的”。有些突兀的“新的批準”似乎意味著之前他們來到這里的行動曾得到格里高爾的“舊的批準”。

　　至此，《變形記》解讀史上的一個難題也解決了。批評家曾不止一次地把《變形記》與果戈理的《鼻子》聯系起來進行比較閱讀③，但一直對一個核心問題視而不見：從情節來看，《鼻子》是“一變二”(主人公變成了他本人和他的鼻子)，但《變形記》中的主人公卻是“一變一”(格里高爾變成了大蟲子)。如果《變形記》與《鼻子》是可比的，那么《變形記》中“鼻子”的對應物是什么呢？根據以上的分析，不妨說這個對應物就是“三個房客”。

　　瓦爾特·本雅明1934年紀念卡夫卡去世10周年的評論影響深遠，其自身也已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他有意回避精神分析與神學解讀，表現出“對于介于猶太傳統神秘經驗與日常城市生活之間的張力的欣賞”[8](P102)。他的行文有意模仿卡夫卡式的含混。比如，他一方面說“神話世界比卡夫卡的世界年輕多了，它已給卡夫卡世界許諾了解救。卡夫卡沒有被神話世界所誘惑”，[11](P353)似乎卡夫卡已經擺脫了神話；另一方面又說“卡夫卡沒有完全擺脫神秘主義的誘惑。……他從不盡心竭力地寫可以闡釋的作品，反倒使出渾身解數，使他的作品成為不可闡釋的”，[11](P359-360)似乎卡夫卡又創造了新神話。這可以看做他的解釋技藝的夫子自道。就《變形記》而言，他特別注意到，《變形記》第二部分的父親的頭深陷在胸前，這個姿態是卡夫卡筆下權威形象的典型姿態；在他看來，理解《變形記》的關鍵在于理解“靈魂與身體”的關系以及靈魂不可避免的“遺忘”本性：現代人生活在自己的身體里，但這身體滑脫他，敵視他，“人們一覺醒來，可能就變成了甲蟲”[11](P362)；格里高爾的變形是他對自己靈魂的“遺忘”所采取的“形式”。[11](P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