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臺克爾(Welhelm Stekel，1868-1940)的書出版于1917年，括號里的書名是該書的第二卷，卡夫卡需要的文字出現在該書一個腳注里。施臺克爾在提到一個叫做西格瑪(Sigma)的病人的癥狀時舉了格里高爾的例子：“在自由聯想中，病人西格瑪提到了成為一只虱子的感覺。(卡夫卡故事里一個人變形為一只虱子的意義，具有明顯的虐待癥的特點。)西格瑪一段時間以來，如同所有的同性戀者一樣，特別害怕肺結核。我們已經熟知這一點：肺結核代表著邪惡、骯臟、亂倫和同性戀?！盵4](P228)不確定韋爾施是否為卡夫卡抄錄了這段文字，也難以猜度卡夫卡讀到這段文字的反應，但讓筆者感到有些吃驚的卻是以下幾個事實：此時卡夫卡的肺結核剛剛確診；他所用來命名格里高爾所變成的動物的詞Ungeziefer包含著“骯臟的動物”的含義；格里高爾在傾聽妹妹音樂演奏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幻想包含著清晰的關于“亂倫”的弦外之音；把肺結核、同性戀與猶太人形象聯系起來也是當時“反猶話語”的套話——吉爾曼1995年出版的頗有爭議的專著《卡夫卡：猶太病人》正是對這個話題的全面展開。如果說卡夫卡的包括《變形記》在內的寫作“內化了”當時的“反猶話語”，施臺克爾的簡要評述則顯示出當時的精神醫學話語與道德、性別、種族話語的糾葛。

　　此時期評論中也有全面否定的意見。1917年的一則匿名評論就認為這個故事非常“乏味”，“缺乏想象力”，“以沒有生命力的方式講述了一個怪誕的故事”。[3](P42)

　　各主要西方語言的《變形記》譯本大都出現在卡夫卡去世后至二戰爆發前，評論也隨之展開。1925年《西方雜志》(Revista de Occidente)發表了據說出自青年博爾赫斯之手的西班牙語譯本。1928年出現了維阿拉特(A.Vialatte)的法文本。在相當長時期內，法國評論家把這一作品理解為超現實主義的夢文本或存在主義哲學在文學世界的預先表達。布勒東(André Breton)在1937年指出其所包含的夢的力量；[8](P103)1942年加繆在《卡夫卡作品的希望和荒誕》一文中認為《變形記》是“一部明察秋毫的倫理學的驚人的畫卷，但它也是人在發覺自己一下子變成動物時所經驗的那種駭異感的產物”，因而最終是一部“荒誕作品”。[9](P104-105)第一個意大利語譯本出現于1934年，譯者是羅多爾佛·帕奧里(Rodolfo Paoli)，意大利學者波吉奧里在1939年發表的文章強調了主人公格里高爾“永恒感和罪惡感”和“良心的覺醒”，認為其變形是“不可救藥的內部災難，是使一個人的精神結構發生永久性改變的地殼構造上的地震”。[9](P75)1936-1938年間，美國作家、翻譯家尤根·約拉斯(Eugene Jolas，1894-1952)在他的文學雜志《轉變》Transition以連載的形式發表了第一個英譯，而羅伊德(A.L.Lloyd)的譯本則是第一個單行譯本(Parton出版社，1937)。英美新批評代表人物奧斯丁·沃倫1941年的文章論及《變形記》，他認為故事的“令人恐怖”之處，一是格里高爾并不認為所發生的事是“不可能的”；二是格里高爾竟然還努力“讓自己去適應一種令人痛苦的境遇”。[9](P88)

　　在1930年代的德語評論界，赫爾穆特·凱澤(Hellmuth Kaiser)發表于精神分析專業雜志《意象》(Imago)的長篇論文《卡夫卡的地獄：懲罰幻想的心理學解釋》(1931)在研究方法和評論風格上具有代表性。如其題目所示，凱澤把格里高爾的變形事件解讀為其“因反對父親而引發的自我懲罰”，而文本不過是這個“懲罰幻想”的文學表達：“格里高爾的‘變形’把這兩個階段分開了，這是一個自我懲罰的結構——兒子通過自我變形來懲罰自己對父親的取代”；[10](P149)父親對變形后的兒子所表現出來的憤怒是兒子對父親所懷敵意的錯置(displacement)；變形后的格里高爾從家庭中的中心位置退卻，似乎也喪失了象征男性權力的生殖器，他在這場家庭戲劇沖突中敗給了父親；變形后的格里高爾對骯臟的東西并不感到惡心，是退回到性心理發展的“肛門期”的表征；母親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掉落并和父親融為一體的場景，其實是“初始事件”[10](P151)的再現：格里高爾似乎要退回到“出生之前”去觀看導致自己出生的父母的那次具有決定意義的性行為，他的眼睛在此刻變得“模糊”應該就是非要去看那不該看(其實也看不到)的場景的自然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