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夫卡1924年去世前，批評界對《變形記》已有關注，數量雖不多(計有7篇)，但已展現出這一作品在專業讀者那里所引發的多方面興趣，而諸如這一作品與歐洲文學傳統特別是德國文學的關系問題、猶太性問題、與精神分析之間的關系等話題，都將在其后的評論中持續地被復雜化和具體化。1915年，德國表現主義理論家卡斯米爾·艾茲施密特(Kasimir Edschmid)①在《法蘭克福人報》(Frankfurter Zeitung)發表評論，是為《變形記》第一篇評論。該文將《變形記》的“超自然和奇跡因素”與梅林克(Gustav Meyrink)的作品相提并論，并對二者進行了比較：“梅林克把藝術世界提升到超自然的境界，這是他的目標，而卡夫卡則使超自然因素降落地上，將其編織入近乎平凡的人性故事中”。[3](P37)這個看法在奧斯卡·瓦爾澤(Oscar Walzel)隨后發表的《奇異之中寓邏輯》(1916)一文中得到了呼應。他把《變形記》的“奇異性”向前追溯到德國浪漫主義沙米索和霍夫曼，強調了卡夫卡在敘述方法的革新——故事的敘述“像是一個邏輯序列的具體展開”，對讀者而言具有某種強制性效果：“變形這一讓人反感的與不可信的面相在我們的意識里退卻了，退到了被拋出他所熟悉的世界的那個人的可憐的精神折磨的后面——他必須目睹他在他人那里所引發的不斷增長的厭惡，并且認識到，甚至那些他所供養的人是多么快地就無法忍受他了。”[4](P242)這一年《新評論》刊登了羅伯特·穆勒(Robert )的文章。他認為作品深得德國文學的精髓，并從格里高爾身上辨認出了“基督徒的靈魂和一個好人的軟弱性”。但他對作品的藝術趣味(指大蟲子的怪誕意象)持保留意見，“我們被要求吞下太多的東西”。[4](P173)

　　與強調這—作品的歐洲傳統不同，馬克斯·布羅德的文章《我們的作家和我們的集體》(1916年10月號《猶太人》)特別指出了這一作品的“猶太性”，他尤其對其中的“蟲子”意象贊不絕口，認為《變形記》“創造了縈繞現代猶太人靈魂的痛苦和疏離感的象征符號”，盡管“猶太人”這個詞沒有出現在作品中。[3](P38)

　　卡夫卡十分關注對《變形記》的評論。在1916年10月7日致菲麗斯的信中他不無幽默地評述了穆勒與布羅德幾乎是構成對照性的看法：“順便提一句，你能說出我究竟是什么嗎(was ich eigentilich bin)？在上期的《新評論》提到了《變形記》，并被合乎情理地加以否定了，而后那個作者又寫道：‘K的敘述藝術倒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德國風格’。而另一方面，馬克斯的文章卻寫道：‘K的作品是我們時代最具猶太性的文獻’。一個棘手的案件。難道我是一人騎二馬的馬戲團騎手嗎？遺憾的是，我并不是騎手，只能躺在地上”[5](P517)

　　1916年4月9日的《布拉格日報》發表了尤根·洛溫斯坦(Eugen Loewenstein)的書評，此文最早從精神分析理論評述作品的主題。作者認為：整個作品的核心就是“父親問題”，是“兒子對父親的痛苦而古老的指控”，而所有的痛苦最后凝聚成為一個兒子的“蟲子幻想”；格里高爾可被看做一個生活在“兒童游戲室”的人，他不能從這一禁閉中走出來。[3](P38-39)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除了精神分析的視野，“幻覺說”和“兒童游戲說”在后來的解讀中也有回響：1950年代柏斯納(Friedrich Beissner)堅持認為整個故事其實是格里高爾的“幻覺”(詳后)，1990年代馬克·安德森(Mark Anderson)把格里高爾解讀為一個擁有兒童心態的“行為藝術家”。[6](P81-90)

　　在對《變形記》進行病理學理解方面，有一個軼事值得提及。1917年9月，卡夫卡寫信給菲利克斯·韋爾施(Felix Weltsch)：“在威廉·施臺克爾的《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中的病態干擾(手淫和同性戀)》第二卷中，名字可能略有出入(你是知道這個維也納人的，他到處用弗洛伊德來裝潢自己的門面)，有五行談到《變形記》。你如果有這本書，那就幫個忙，把這段話抄給我。”[7](P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