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夫的信讓筆者最感到意外的因素與他的“憂慮”的性質相關：解讀《變形記》竟成了這個家庭的“日常憂慮”，不但給他家人帶去不安，甚至也危及到沃爾夫先生由學歷、職位及戰爭經歷所奠定的在這個家庭中的“威望和名聲”。但他為什么要送這么一本奇怪的書呢？對于沃爾夫先生來說，《變形記》顯得像是一種將其從這個家中“異化”出去的“病毒”；就其推至深處的效果而言，有些詭異地像是導致格里高爾“變形”的東西，或徑直就是侵入他的日常生活進而成為其憂慮對象的、以文本形式出現的“格里高爾”。沃爾夫先生及其家人/親人對《變形記》這一文本感到的無所適從的“絕望”，依稀就是作品中格里高爾的家人面對“變了形”的他/它而不知所措的“絕望”的映像。

　　更切近地看，沃爾夫先生本人有些像是格里高爾與老薩姆薩形象的混合。作品中懸掛在客廳里的照片中，服兵役時的格里高爾所表現出的“軍人風度”和身上的“制服”與沃爾夫先生的戰爭經歷同樣曾令人“尊敬”；沃爾夫先生是其信中提及的唯一男性家庭成員，其外甥女的“父親”，也就是沃爾夫先生的妹妹或姐姐的“丈夫”，在該信文本中奇怪地缺席；而在《變形記》的結尾，薩穆薩夫婦的“夢想”就是為已經成年的女兒找一個“丈夫”；沃爾夫先生在銀行工作，老薩姆薩后來也找了個在銀行的工作(他在睡覺時甚至穿著銀行的“制服”)。沃爾夫先生若想要像老薩姆薩一樣恢復在家中的地位，是否也需要像老薩姆薩“解決”變了形的格里高爾一樣解決《變形記》呢？現在他有些惱火地求助于卡夫卡。

　　從學術史角度看，或可認為，沃爾夫先生有意無意地挑明了“文學解讀成為日常憂慮”問題。對《變形記》解讀史的回顧不妨從他開始。他可以說就是后世為數眾多的卡夫卡學者的原型或先導，預示了那些如傳記家施塔赫所說的“傾瀉到他(卡夫卡)身后作品的東拉西扯的龐大的話語波濤”的出現：“即便最成功的作家，就其作品接受情形而言，開端往往就是終結：作品一旦脫離作者的手，不知情的人們便一擁而上。卡夫卡也不能避免這一情形。至于都有哪些東西被讀進了他那些簡練的文本，說起來令人吃驚，有些時候則令人甚覺怪誕。”[2](P130)

　　話說回來，對于由卡夫卡式的文學所決定的卡夫卡式學術來說，“(從外部)讀進的東西”與“(從內部)讀出的東西”的區分在很多情況下確是一樁難事。沃爾夫當時還只能向卡夫卡求助，而今天的讀者則面臨著由龐大的“卡夫卡工業”(Kafka industry)所提供的更為幽深復雜的意義叢林。幸耶？不幸耶？對于決心要進入其中經歷一番的讀者來說，這一經歷的復雜程度和危險程度都將不亞于一場“變形記”，他/她需要時常像格里高爾一樣提醒自己：“這可不是夢……”，然后耐心等待“幻覺的消失”。在同時追蹤格里高爾之“變形”與對這一變形之種種理解的過程中，理解“不能理解的東西”的“學術性憂慮”，與那些必須與之作斗爭的“日常性的憂慮”這兩種本是不同類型的“憂慮”，將難以避免地混合成為一種憂慮。限于篇幅，也便于更清楚地呈現這一關系，下文所評述的文獻范圍大體限定在20世紀50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