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視覺”拓展為廣義的“感覺”，工業設計就可以和技術的居間調節作用建立聯系，從而使技術的中介性在設計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這樣，設計就不僅僅關注技術物的第一功能和第二功能，而且還要關注功能的副產品——使用者與技術物的關系，以及技術物對人與世界的關系的塑造。“物質美學”使傳統的工業設計有可能從對實用功能和審美功能的關注拓展到對倫理功能的關注。用維貝克的話說，設計師是在“以另外一種方式”進行著倫理學家的工作，他們是“實踐的倫理學家”。[26]他們的產品以一種物質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行為。這意味著技術的“微觀權力”的道德化。它的功能不僅僅是約束性的、強制性的，還包含建設性的、引導性的作用。通過恰當的技術設計，技術產品可以實現對某些倫理行為的“激勵”以及對另一些非倫理行為的“抑制”。

　　不過，目前許多工程技術人員還沒有認識到技術“微觀權力”道德化的價值。他們的理由是，既然同一個工具既可以用于好的目的，也可以用于壞的目的，這就證明設計者并不能預先決定工具的使用方式，因此技術是價值中立的，設計者不具有倫理上的責任。不可否認，“價值中立論”在近代科學技術的萌芽時期起到了保護科學技術發展免受宗教干涉的作用，但是現在卻成了工程技術人員推脫自身倫理責任的一個保護傘。“技術中介論”通過有力的論證展現了技術對人與世界的關系必然的塑造作用，因此它必然是負載價值的，那么責任就不僅僅是使用領域的事情，而且也是設計領域的事情。盡管設計環節并不能完全決定技術物如何被使用，但它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技術物使用的方式，設計在其中具有一種“原發性的(seminal)”作用。“價值中立論”是把責任由設計環節向后轉移到使用環節之中，因此責任只能由使用者來承擔；而“技術中介論”則把責任的領域由使用環節向前推進到設計環節之中，因此工程技術人員具有不可推卸的倫理責任。在這里，技術的“微觀權力”和倫理責任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

　　技術“微觀權力”的倫理意義在中國當前技術實踐中尤為重要。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建立，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公民道德建設方面仍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當前的公民道德建設所采取的途徑和方法主要是開展思想品德教育，鼓勵公民道德實踐活動以及營造高尚的社會風氣，這些措施和手段基本上都是以“道德內化”的形式進行的。而技術“微觀權力”的道德化可以作為“道德內化”的一種互補手段，因為它是依靠技術本身的“微觀權力”來規范和引導人的行為的。在一些人道德自律意識下滑的情況下，通過技術的“微觀權力”的道德化來引導和調節人們的行為，并以此為手段來促進“道德內化”的實現，就更有針對性和現實意義。當然，既然人們可以利用技術的中介性來積極地引導人們的行為，同樣它也可以被用于不道德的意圖。因此還必須從社會宏觀權力的角度對技術設計活動進行法律、倫理和政策的規約，以便更好地發揮技術“微觀權力”的道德化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