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技術“微觀權力”的內在機制

　　技術之所以被稱為一種“微觀權力”，其根據在于它對人類的認知和行為上的“居間調節”作用。美國技術哲學家伊德和法國哲學家拉圖爾分別就技術在認知環節和行動環節中的居間調節作用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揭示出技術“微觀權力”的內在機制。

　　在理解人與世界關系的現象學傳統中，伊德的貢獻在于增加了一個技術的維度[11]，提出了“后現象學(post-phenomenology)”或“技術現象學”理論。在胡塞爾那里，“超驗的自我(transcendental ego)”——即無實體的(disembodied)意識——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到了梅洛-龐蒂那里，無實體的意識實現了“具身化(embodiment)”，從無形轉向了有形；而伊德則進一步從身體本身走向身外的技術。可以說，胡塞爾之后的現象學的發展，是對新的“預先被給予者”不斷發現的過程。在伊德看來，能夠影響世界顯現的“預先被給予者”包括意識、語言、知覺、技術等要素。這樣一來，外界信息進入人的意識，就需要首先經過技術的“轉譯”這一環節，然后才能進入人的知覺，再轉譯為語言，最終進入人的意識。伊德的技術現象學不同于海德格爾和雅斯貝爾斯的技術現象學的地方在于，后者的技術現象學是以先驗的視角把技術還原為它何以可能的條件，如海德格爾把它還原為“技術思維(technological thinking)”，雅斯貝爾斯則把它還原為“大批量生產系統(the system of mass production)”[12]，而伊德的技術現象學由于吸收了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的成果，技術不再被當作一個整體來對待，具體的技術成為現象學的分析對象，并且技術也不再僅僅被看作負面的，人們開始用更加全面、中立的眼光來審視它。

　　伊德的“后現象學”指出，在通常情況下，人并非直接面對世界(人—世界)，而是通過技術這一中介面對世界(人—技術—世界)。技術的居間調節作用具體表現為，在轉換人關于世界的感知方面具有“放大(amplification)”和“縮小(reduction)”的作用。[13]在這一調節作用下，世界的一些屬性會得到彰顯，而另一些屬性則會被遮蔽。比如在使用一個紅外儀器探測人的身體的時候，肉眼可見的大部分信息都會被它過濾掉，但它也會“看”到一些人們肉眼看不到的信息，如身體的溫度分布。伊德稱技術的這種“放大”和“縮小”作用為“技術的意向性(technological intentionality)”。這也反映出，技術在幫助我們認知世界的過程中并非是中性的，而是能動地影響著世界哪些信息會被呈現，哪些信息會被遮蔽。當然，“技術的意向性”并非是固定不變的，它會在不同的使用情景中發生相應的變化，呈現出“多元穩定性(multistability)”。在伊德看來，一項技術并不存在一個所謂的本質，它所扮演的角色、發揮的作用與它所使用的語境密不可分。正如他所言：“一項技術可以以多種方式保持‘穩定’，它的本質不是固定的，而是存在于不同的使用方式之中。‘技術的意向性’依賴于技術的各種使用方式。”[14]在具有意向性的技術的居間調節之下，世界呈現出與人們用肉眼直接觀察它時不同的表象，這種現象在現代科學實驗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技術的這種居間調節作用是“預先被給予”的，具有以隱蔽方式干涉、控制、調整技術認知和實踐活動的作用，這正是“微觀權力”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