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規訓與懲罰》、《瘋癲與文明》、《知識考古學》、《知識與權力》等一系列著作中，福柯對“微觀權力”思想進行了不同側面的論述。他認為，權力的本質是在關系中形成和運作的權力的關系網，只要存在關系的地方就會存在權力。它可以發生在人與人之間，也可以發生在人與物之間。“它作為一種強力意志、指令性話語和普遍的感性力量，存在和作用于人類社會的一切領域，具有服務、影響、操作、聯系、調整、同化、異化、整理、匯集、統治、鎮壓、干涉、反抗和抵觸等多種功能屬性。”[4]因此，“微觀權力”在人們的生活中是無處不在的，工廠、學校、醫院、監獄、軍營、技術、習俗、知識等實體中都滲透著權力的身影。比如，在工廠里，權力就體現為工廠主對員工的約束和管控；在學校里，權力就體現為教師對學生的教育和引導；在醫院里，權力就表現為醫生對患者的診斷和治療；在監獄里，權力就表現為監獄管理人員對囚犯的管教與懲罰。而技術作為現代社會一種不可忽視的現象，在福柯看來，也是一種微觀權力。他指出：“最重要的觀點是必須把權力的機制和權力的貫徹程序看作是技術，看作是始終不停地發展、不斷地被發明和不斷地被完善化的程序。”[5]他受到馬克思關于工廠統治技術觀點的啟發，“在有關‘性’的問題上嘗試不再把權力從單純政治法律的觀點，而是從技術的觀點去看待”[6]。盡管他在這里是從廣義的角度理解“技術”的，但他將技術視為一種“微觀權力”的觀點，同樣適用于理解狹義的“技術”，即人們在通常意義上所說的與生產活動密切相關的技術。

　　福柯的“微觀權力”思想與技術哲學具有很強的相關性。[7]從技術哲學的視角來看，“權力”在福柯思想中的地位類似于“技術”在海德格爾思想中的地位，權力和技術都以一種意志性力量規范和影響著人們對世界的感知和行為，進而塑造著整個世界。但是福柯不同于海德格爾的地方在于，他對權力的具體結構以及如何影響某個實踐主體的思想和行為比較感興趣，而海德格爾則以一種宏觀的、形而上的視角來審視抽象的技術。按照荷蘭技術哲學家維貝克(Peter-Paul Verbeek)的理解，前者的研究更類似于“經驗轉向”后的研究進路。[8]“微觀權力”不像政治權力等宏觀權力那樣只具有壓制性和異己性的作用，而且還具有“建設性(productive)”的特點。人類社會性的獲得正是在各種各樣的權力的“規勸”下實現的，人的本質是“權力”的產物，一個好的“權力”環境會造就出好的人格和素質；相反，壞的“權力”環境也會導致壞的人格和素質，技術的應用也具有這樣的特點。

　　與福柯類似，溫納也認識到技術中所蘊含的權力之維。他指出：“我們稱作‘技術’的東西也是在我們的世界中建構秩序的方式。許多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技術裝置和系統包含著以不同的方式規范人類活動的眾多可能性。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蓄意地或不經意地，社會選擇了某些技術的結構，它們將對人們如何去工作、交流、旅行、消費等等，產生長久的影響。”“如果我們用以評估技術的倫理和政治語言只包括與工具和用處有關的范疇，而不去關注這些技術物的設計和布局的話，我們將不能發現在認識上和實踐上都相當重要的方面。”[9]一些人可以利用技術來實施或加強對其他人的控制，從而實現其預定的政治目的，“以至于它時常產出的結果被一些社會利益群體譽為美妙的突破，而對其他人而言則預示著壓倒性的挫敗”，其中最為典型的案例就是人們所熟知的紐約長島上天橋的設計中所蘊含的政治傾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