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影響中國崛起的結構性矛盾

　　中國繼續崛起將面臨嚴重矛盾幾乎已經是一項廣泛的共識。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注意到中國日漸突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中國的基尼系數近年來一直在0.47的高位盤旋，這種不平等已被廣泛認為到了“不健康”的程度。⑨沒有人能忽視由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嚴重環境問題。黨和國家官員的腐敗問題也成為眾矢之的。

　　此外，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還提出了中國持續經濟增長所面臨的三重額外挑戰。首先，基于無依據的假設，他們聲稱只有私營企業才能高效運作，而國企天生具有低效的特點，因此大型國有企業依舊被視為拖累經濟效率和增長的罪魁禍首。⑩第二，他們認為國家對于經濟的持續管控，尤其是對于金融部門的管控是中國崛起的累贅。第三，他們批評中國巨額的公共部門投資抑制了私人投資。這些觀點中的一部分在世界銀行2012年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中有突出體現。這份報告認為中國應該“將銀行系統商業化”，允許“市場力量決定利率”，還呼吁國家提供“相對少的‘有形’公共產品和服務”，意為削減基礎設施投資力度。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收入分配不平等、環境破壞和腐敗視為中國持續崛起的矛盾，此外還進一步甄別了其他矛盾。第一，在中國城市中蔓延的房地產泡沫將成為一大矛盾。房地產曾通過刺激建筑產業來推動總體需求增長，但這并不可持續，因為資產泡沫總會破滅。(11)房地產行業的泡沫還曾在住房市場催生了一個充滿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很多家庭負擔不起良好的住房，另一方面許多投機之后興建的公寓卻空空如也。

　　第二，中國家庭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非常低。在改革開放初期，家庭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率高達50％左右，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該比例持續下滑，近年來下落到35％～36％左右(國家統計局，2015)。消費占比過低反映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較高(富人比起中產階級和社會底層更傾向于儲存收入)和中國家庭平均儲蓄率過高的情況。通常，免費公共服務廢止之后，住房和醫療成本過高以及房地產資產價格膨脹之后的購房成本上升被認為是儲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當家庭消費支出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放緩之后，中國政府只能依靠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和擴大出口來取代消費增長在總需求增量中所占的位置，以此維持較快的GDP總增長[2]。近年來，這一舉措已使固定投資的GDP占比達到45％，導致許多經濟部門產能過剩。總之，經濟快速持續增長需要家庭消費支出在GDP中占據更高比例。

　　第三，從前國家保障城市居民的工作機會和農村居民的經濟安全(嚴重饑荒時除外)，如今的經濟社會轉型使已占人口多數的城市居民面臨無保障的未來。雖然中國社會的上升通道依然存在，但在競爭高度激烈的勞動市場和教育體系內，并非每個人都能成功。年輕人通過激烈競爭獲得進入頂尖高校或前往海外留學的機會。大學畢業生常發覺崗位數量遠少于教育系統培養的人數，此中產生的不滿很容易發酵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

　　第四，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傾向開始在人群中蔓延。很多年輕人除了獲取轎車房子以外就沒有了其他人生目標。雖然更多、更好的消費產品對人們的福利有所增益，但是專注于獲取高檔消費品并不是一個好的趨勢，一旦這種價值觀向主流人口全面蔓延，將可能動搖中國社會的根本。

　　高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過度依賴固定投資的增長模式、大量民眾無法企及的住房市場、日臻嚴重的環境問題、對于少數社會機會的白熱化競爭、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價值觀……這一切問題都表明，中國的持續崛起面臨嚴重威脅。即使目前中國的GDP高增長模式得以為繼，在GDP增速和“有意義的生產力發展率”之間必定會出現一道深邃且不斷加深的鴻溝。若要朝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前進，上述問題都亟須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