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關注】
追求“兩個一流”目標非常重要,卻只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重點任務之一。由于創建“兩個一流”的大學都是名校,具有很強的話語權和“明星效應”,也具有很強的新聞價值,因此當前的熱點話題主要圍繞世界一流大學。但是,《國務院關于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的通知》提出:到2030年,“高等教育整體實力顯著提升”;到21世紀中葉,“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強國”,如果對此關注不夠、宣傳不夠,一些高校、特別是本科院校和高職學院就有可能感到發展目標不清、前進動力不足。
基于高等教育強國視角,進一步思考我國高等教育的體系完整
高等教育強國應該擁有完整的體系。美國4000多所高校中,研究型大學僅200多所,世界一流大學的數量更少,而絕大多數是兩年制的社區學院和四年制本科院校,當然也不乏同類中的佼佼者。
同樣,我國現有2600多所高校中,到2030年乃至本世界中葉,能夠達到“兩個一流”目標要求的高校估計也不過百分之幾,而所有高校都“肩負著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務”;都要“堅持立德樹人,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書育人的全過程”;都要扎根中國大地辦好社會主義大學;都要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和中國夢建功立業。
經濟社會的發展對于人才的需求呈現出多樣性,是有類型和層次之分的,這就要求高校培養不同層次、不同類型和不同規格的專門人才。因此,我國高等教育應該體系完整、層次合理、結構科學。在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過程中,每一所高校都要合理定位、特色發展,防止“同質化”,避免“一窩蜂”。一流大學更要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作出貢獻、培養骨干,發揮好帶頭引領作用。
基于高等教育強國視角,進一步思考我國高等教育的結構優化
2008年,筆者曾經兩次撰文,通過數據比較和概念分析,對“我國授予博士學位的規模與結構人數將躍居世界第一”和“我國授予學位的碩博比例失調”的說法提出質疑,認為由于對美國高等教育統計口徑理解有誤,沒有將其第一級專業學位統計在內,導致對美國授予博士學位數量及博碩比的誤讀。2005年,我國授予博士學位26506人,碩士學位158744人,二者之間的比例為1∶6.0,而美國2004年的該比例為1∶4.1,不是一些文獻認為的1∶10。2014年,我國畢業博士生5.37萬人,畢業碩士生48.22萬人,二者之間的比例為1∶9.0,差距進一步拉大。
近期,有文章再次證實了筆者的上述觀點,特別是美國教育統計中心(NCES)2011年調整了統計口徑,將第一級專業學位納入博士學位的統計,減少了中美兩國因統計口徑不同產生的誤差。2013年,美國授予博士學位175038個,是我國當年的3.3倍。
當然,筆者澄清這個問題并非主張博士招生的大規模擴張,但穩步增長是需要的;筆者也并非希望我國的碩博比要向美國看齊,但不要自欺欺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既要辦最好的本科,也要辦最好的研究生教育。如果從現在起,我國每年博士招生規模增長比美國高4個百分點,到21世紀中葉,我國授予博士學位的數量將與美國相當,并使得我國碩士生、博士生的比例結構進一步優化。
基于高等教育強國視角,進一步思考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保障
質量是高等學校的生命線,也是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永恒主題。教育質量是教育活動水平的高低與效果的優劣。從這個意義上講,使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并以此提高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源水平,提高社會生活質量,也是高等教育質量提高的應有之義。在精英高等教育階段,入學標準比較嚴格,只有少量學生能夠通過競爭進入大學,無法滿足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的普遍需要,很難稱其為高質量的高等教育。而在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這種前提條件已經開始崩潰,大學就不能固守傳統的教育理念。
高等教育強國具有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格局,對于不同類型、不同層次、不同基礎的高校,生源質量、培養方向、課程設置等有所不同,應該有不同的質量要求和標準,不能簡單地用“精英教育”的質量標準來統一要求。但是,在大眾化階段的初期,對于高等教育的理解,特別是對于高等教育質量的認識,更多地還停留在精英階段,難以完全適應高等學校辦學層次多樣性和培養對象的多樣化。加大對高等教育質量觀多元化的宣傳和解釋的力度,取得各界共識顯得尤為重要。
目前對于高等教育質量的擔憂與批評,主要涉及高等教育的效果,即“產品和工作的優劣程度”。對于教學質量、特別是本科教學質量存在的問題絕不可輕視和低估,必須下大氣力予以改進和提高。但與此同時,高等教育質量的根本是人才培養的質量,教學質量只是高等教育質量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據《高等教育法》,“高等學校應當以培養人才為中心,開展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保證教育教學質量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币虼?,高等教育的產出不僅要有畢業生,也要有科研和社會服務成果。高等教育質量的范疇,包括了教學質量、科研質量和社會服務質量三個方面,僅僅關注教學質量是遠遠不夠的。
另外,高等教育質量不僅是產出的質量,也是投入的質量和過程的質量。要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必須改善投入,強化和細化過程管理,完善質量評估,加強定期內部檢查和實施外部評估。
提高質量是高等教育的永恒主題,也是世界高校都面對的難題,但提高質量僅僅停留在傳統上加強和完善“質量的管理”,這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不斷提高和優化“管理的質量”,才會持續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完成好內涵發展的核心任務;提高質量是高等教育的當務之急,也是所有高校都面對的難題,但如果只是泛泛而談,缺乏有針對性的措施,高等教育質量就難以有根本轉變。
基于高等教育強國視角,進一步思考我國高等教育的評價科學
盡管國內期刊文獻對于世界一流大學議論較多,但定性研究局限于概念推演,定量研究實際上是跟著“排行榜”轉;關注表象的人云亦云較多,滿足于霧里看花,不努力去認識世界一流大學的真面目;敘事說理較多,缺少深度的實證研究和案例分析;盲目崇拜西方一流大學,帶有某種程度的自我否定傾向;從行政管理或教育學的角度研究較多,多學科角度研究薄弱;邏輯性和說服力不夠,可行性和操作性不強。
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在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大學國際化趨勢增強的背景下開展的,加之目前世界一流大學主要集中于西方國家,需要研究和借鑒世界一流大學的成功經驗,但前提是要走出盲人摸象、似是而非的困境,既不要盲目自大,也不可妄自菲薄,更不能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依葫蘆畫瓢。要盡快走出認識誤區。
盡管世界一流大學的概念早已存在,但截至目前,還沒有關于“世界一流大學”的明確定義和內涵的概念。我們可以將世界一流大學看作是一個比較性的群體概念,一直存在著共性與個性的矛盾。其中,共性應該是比較原則和宏觀,是辦學理念和指導思想,要注重客觀和宏觀,側重于辦學理念和發展戰略,而并不一定都具有可操作性或定量測度。同時,世界一流大學都有鮮明的個性,由于高校之間的學科差異、院校差異、國別和地區差異,不同高校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不僅要采用歸納法,繼續探討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共性和普適性,還要采用演繹法,加強案例研究和實證研究,靜下心來認真研究多個世界一流大學成長的路徑,深入剖析其個性和特性,實事求是地探索出符合實際的路徑和方法,從諸多共性和個性特征中找出本質精髓。要按照教育規律辦事,認真找出那些我們應該學、值得學,也學得起、學得會的東西,探索和研究高等教育強國和一流大學的評價指標體系。
基于高等教育強國視角,進一步思考我國高等教育的特色凸顯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4日指出:“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0世紀以來,伴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和對抗,每個國家都把為國家服務作為教育的最高目標,強調教育在促進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發展方面的功能,倡導民族主義,培養愛國主義精神。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下,大學仍然具有堅固的民族和國家根基。在我國,一方面,高校應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另一方面,每一所高校還具有自身獨有的特色,這些特色是專注于一流大學共性特征和指標難以體現的,有些也是排行榜難以衡量的。
無論是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還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都不能以犧牲自身的個性和特色為代價,不能緣木求魚、照貓畫虎,而是要在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過程中,著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體系和話語體系,既要善于借鑒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又要繼承和發揚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尊重自己的高等教育文化和環境;既要善于借鑒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又要著力發掘和弘揚中國文化傳統,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
(張煒,作者系西北工業大學黨委書記)
【光明日報 2016年6月13日 教育周刊·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