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演化—比較制度研究方法

　　嚴格說來演化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是兩種研究范式，但是從研究多樣性角度看，它們可以被歸結為一個范式，本文稱之為“演化—比較制度研究方法”，代表性人物有霍奇遜、青木昌彥、阿夫納·格雷夫等。⑤其中，青木昌彥等人的研究方法和內容較為系統。1996年，青木昌彥和奧野正寬以日本國家為例，編寫了《經濟體制的比較制度分析》一書，本書的開篇作者指出：“‘比較制度分析’是經濟學的一個新領域，它是通過將經濟體制看作各種制度的集合來分析市場經濟體制的多樣性和活力的。本書是這一領域里第一部進行系統論述的專著。”⑥他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是關于市場經濟體制的普適性模型，所以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中，不存在制度分析的余地。當然，他們承認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者開始以交易費用為基礎研究制度問題，但顯然科斯等人關注的制度主要是企業組織問題，其內容屬于市場經濟體制范疇，其方法是屬于新古典主義的。而青木昌彥等人所關注的“制度”已不僅僅是企業組織這種正規制度，還包括文化、價值觀等制度內容。格雷夫也是如此，他在《大裂變——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一書中，通過制度比較分析，研究資本主義起源的多樣性問題。他認為制度存在多樣性和互補性，同時制度又約束人的行為。如何理解制度與人的關系，他和青木昌彥都采取了博弈論的分析方法。格雷夫認為，建立在理性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博弈論研究方法，構成了制度多樣性研究的微觀基礎。

　　但青木昌彥同意格雷夫的認識，博弈論在研究制度多樣性上是存在局限性的：“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博弈論分析作為系統研究制度的理論工具本身尚不完善。……即使面對相同的技術知識和被相同的市場所聯結，制度安排也會因國家而異。因此，為了理解特定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國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單單囿于博弈論框架本身是不夠的，我們必須依賴比較和歷史的知識。也就是說，制度分析在本質上是比較性的，因而被稱為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簡稱CIA)”。⑦格雷夫也指出其分析方法“是用博弈論的均衡分析來研究制度，他有時被稱為‘作為均衡的制度’分析方法，相關的制度被稱為自我實施的制度。……制度不是博弈均衡，博弈不是制度分析的基本單元，而且博弈論也不能給我們提供一種制度理論。”⑧可見，格雷夫也認識到用博弈論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和多樣性存在問題。

　　應該說，在研究資本主義多樣性問題上，演化經濟學的方法顯然優于新古典主義方法。因為這一方法把制度作為研究核心，強調制度結構的多樣性，這本身就包含著對資本主義多樣性研究的方法。正如霍奇遜指出的：“經濟分析再也不能對現代資本主義巨大多樣性的持久存在漠然視之了。”⑨盡管在分析框架上還沒有形成統一，但他們建立的一套概念和研究方法對我們研究資本主義多樣化問題有很大的啟發性，比如他們把經濟看作一個系統和結構而不是一架機器；他們反對把人看作“經濟人”，而是試圖運用“制度人”概念，但是當他們使用博弈論方法時，問題又回到了原點，“經濟人”行為又成為研究的出發點。

　　“經濟人”假設作為研究制度多樣性出發點，最大問題在于“經濟人”是一個抽象的范疇，經濟人背后的利益關系究竟是什么？只能用“利益最大化”這個抽象的說法，對多樣性解釋缺乏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