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日本學者交游促成

　　“二重證據法”提出

　　王文認為，王國維寓居日本期間，日本學者受其影響更為深遠；西學對王國維的史學研究及“二重證據法”的形成，影響甚微；王國維是在繼承宋代金石學、清代乾嘉考據學基礎上，在羅振玉幫助和引導下，對歷史研究方法進行弘揚和升華，從而創立了“二重證據法”。

　　事實上，在中國學術已廣泛融入世界的20世紀，創新性學術方法的產生，離不開域外學術的積極影響，“二重證據法”的提出也是如此。

　　王國維與日本學者學術互動的內容，首先體現在其對甲骨文及其延伸的相關研究。1899年，羅振玉的兒女親家劉鶚和王懿榮開始收集、辨識甲骨文。1900年10月，由羅振玉介紹，內藤湖南到北京造訪劉鶚，目睹了甲骨文字片，并聽取了劉鶚的初步研究見解，成為最早接觸甲骨文的日本學者。劉鶚選取甲骨1058枚拓片，于1903年出版《鐵云藏龜》六冊，羅振玉是該書序文作者之一。

　　但是，除內藤湖南、林泰輔等少數人之外，日本學界普遍對甲骨的真偽表示懷疑。1909年，林泰輔的《論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牛骨》一文，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實性，還率先明確提出此甲骨“屬于殷代王室卜人所掌之遺物”，并運用社會學、民俗學等方法，對中國古文獻中的卜法、甲骨的卜法和日本古時流行的龜甲獸骨卜法作了比較。林泰輔將此篇論文送給羅振玉。羅振玉讀到論文后，復信表示“深佩贍核”，王國維也深受此文啟發。

　　1911年王國維、羅振玉寓居京都之后，與日本學者切磋商討，使得甲骨文的整理、研究加快。1915年，王國維撰成《三代地理小記》，以新出地下文物和既有古代文獻相互參證，研究商人從契到成湯8次遷移的地址，并確認從盤庚到紂王的商都在殷。在王國維研究的基礎上，內藤湖南開始利用甲骨文字中關于商人祖先的記載，結合既有文獻，寫成《王亥》一文，提出商人之祖為王亥。不久，王國維寫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對卜辭及商代王系加以考證。以甲骨卜辭為據，證明《史記》中所載商代王系確有根據。此文也對《王亥》一文中的不確之處作了訂正。內藤湖南摘譯其大概，以《續王亥》為題，向日本學術界作了介紹。他結合自己和王國維的研究心得，明確提出殷商與周不僅種族不同，文化和制度也不同，大體上周比殷商進步，因此，周取代殷商是中國上古史中一次意義重大的革命。

　　學術互動還體現在敦煌學研究中。1911年秋至1912年冬，狩野直喜赴歐洲，考察由英、法、俄探險家從中國新疆、甘肅所獲古代文物，加以研究后大有收獲。一是從斯坦因、伯希和收集到的“敦煌故事”（即中國所說的“變文”）中，推斷“中國俗文學（即‘俗講話本’的文學樣式）已顯現于唐末五代”；二是從“雜劇零本”即世界僅有的《劉知遠諸宮調》殘本，推斷出“其為元曲之源流”。1916年，狩野直喜發表《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的資料》長文。而王國維在1915年出版的《宋元戲曲史》中，同樣討論到《劉知遠諸宮調》。兩人的交流不難想見。1920年，王國維的《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不僅大部分材料由狩野直喜提供，而且有關中國“俗講話本”的源流問題，也汲取了狩野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