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

　　宋元時期是一個高揚“理學”而又重“氣”的時代。與前代相比，如果說唐代是儒道釋三教并行而佛學空前興盛的時代，傳統氣論實際上被邊緣化了，但宋代可以說是一個圍繞“理”與“氣”的哲學時代。一方面，以“二程”和朱熹為代表在對儒家學說的繼承和創新發展中創建了影響巨大而深遠的理學；另一方面，以張載為代表的氣一元論和朱熹為代表的“理氣”說將氣論哲學推向新的高潮。由此可見，理學和氣論哲學作為宋學主干在宋代的突出發展和主導地位。隨著歷史進入到元代和元人對宋學的因循，宋代理學和氣論哲學遂深刻地影響和滲透到了元代的思想意識和文化形態之中。

　　宋代理學和氣論哲學的發展直接影響到了文氣論批評，并帶來唐代之后文氣論批評的再一次歷史轉型，這就是由“文以意為主，氣為輔”轉向“文以理為主，氣為輔”的批評觀。這一命題的提出應該說是由宋元詩文論家共同完成的。

　　金華朱學的代表人物王柏在《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明確提出了“氣亦道也”，并辨析了理氣對文的意義。“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氣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見，必有形而下者為之體焉，故氣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氣。……蓋氣不正，不足以傳遠，學者要當以知道為先，養氣為助。道茍明矣，而氣不充，不過失之弱耳；道茍不明，氣雖壯，亦邪氣而已，虛氣而已，否則客氣而已；不可謂載道之文也。”又說：“‘文以氣為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為主’，近世儒者嘗言之。”(《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王柏從道學家立場出發，以道(理)為本，認為有氣的文章即為有道(理)。

　　由于理學思想的深厚熏染，北宋時的黃庭堅在文學思想和創作理論上明顯表現出向儒家正統思想以及周敦頤和“二程”理學、道學的靠攏，提出了“文以理為主”的命題。他在《與王觀復書》中說：“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滎，其病至今猶在。”

　　如果說黃庭堅凸顯“主理”而不無偏頗的話，同時代稍后的吳子良則對其“文以理為主”作了補充，于作“文”綱領給予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吳子良在《荊溪林下偶談》中提出：“為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可見，在吳子良的文學批評中，理學與文學的關系由割裂走向了新的融合，追求義理的同時很講究“文氣”、“文法”，體現出欲糾正絕對理學化的詩學向度。

　　吳澄作為元代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詩文審美上確有吳子良的“理氣”論影子，明確提出了“主輔”說。在《東麓集序》中對張桓的詩文評點后說：“詩文以理為主，氣為輔，是得其本矣。”在《吳伯恭詩序》中他仍然以此標準論人論詩：“而伯恭方且研經務學，以培其本。他日本亦深，理亦明，則心聲所發，理為之主，氣為之輔，雖古之大詩人何以尚茲？”由上可見，“理學”是吳澄思想的本原，但他雖然信研程朱理學，卻能綜合南宋以來對一味主理的糾偏，將“理氣”論貫穿于詩文批評中。

　　對“理主氣輔”的批評形態加以清晰概括的是劉將孫，他在《譚村西詩文序》中明確闡釋了為何要提“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的理論命題：“文以氣為主，非主于氣也，乃其中有所主，則其氣浩然，流動充滿而無不達，遂若氣為之主耳。……予亦于氣為主之言，而竊愿有所益也，主者同而所以為主者異，輒欲更之曰：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養吾齋集》卷十)在劉將孫看來，“理”才是真正的文之主宰、統帥，以往所說“文以氣為主”是只看到表面上“氣”對于行文過程的作用，實質上，“氣”的流動而形成文勢是因為其中有所主，即“理”的作用。劉將孫在《趙青山先生墓表》中又說：“出議論于事外，發理趣于意表。”由此可見，劉將孫強調“主理”說的文學批評觀與宋代理學思想是相一致的。

　　“文以理為主”說的提出，從深層次上看，就如王運熙先生指出的，“從‘文以氣為主’修正為‘文以理為主’，標志著魏晉南北朝和唐宋元明清兩個不同歷史時期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認識和要求。‘文以氣為主’說，認為作品的風貌是作家氣質、才性的表現，作家的氣質、才性出自天賦，稟氣清剛，作品就能寫得爽朗剛健。此說的指導思想是當時流行的才性論，重視稟賦，不重視用后天的學習來培養作者的氣質、才性，不要求作品應有某種思想傾向。‘文以理為主’說，認為作者應在‘六經’孔孟之道的指導下，培養起正直剛毅的氣概(浩然之氣)，發為文章，就能文辭暢達。此說與這個時期流行的理學在思想上息息相通，強調儒學的指導作用，強調學習儒家經典，強調養氣，把提高作者的思想道德修養放在首要地位。至于要求文章寫得氣勢旺盛，風格剛健，則是兩說所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