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

　　隋唐時期的情況與魏晉南北朝有很大不同。從哲學主潮上說，唐代不像漢魏時以元氣自然論哲學為主導，而形成儒道佛并存的局面，氣論思想是與各家其他思想交織在一起借以顯現的，因而地位與影響都受到削弱。從社會審美心理上說，雖然唐代是儒道釋多元并立的時代，但實際上道家哲學、經玄學極端發展，清談高潮剛剛過去，動亂的教訓使儒家實用學說重新回歸為主流思想，同時更有佛學的發展和禪宗新潮。因此，這一時期的文學走向了新的文學意境論取向：既有從陳子昂的“風雅不作，以耿耿也”到杜甫的“別裁偽體親風雅”，重歸正統文學思想重風化、重“興寄”的取向；又有從王昌齡的“夫作文章，但多立意”到司空圖的“韻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追求。

　　由“主氣”向“主意”的轉向，無疑與唐代佛學發展、唐帝國的建立及其意識形態有關。佛學的影響，加之儒道釋的多元并存尤其儒家思想在唐帝國開國興業中重新獲得正統地位對文學思想的巨大影響，致使魏晉南北朝時的“文氣”說受到了一定沖擊，換言之，唐代強調的是氣之宇宙生命的博大和風骨之氣力，而并不是氣質才性。

　　由“主氣”向“主意”的轉向也是文學自身發展邏輯的結果。一是李白所說的“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主氣”的批評觀產生于漢魏之際對正統文學宏大主旨的沖擊，所重視的是個體才情、自我情感的自由抒發，而歷經兩晉、南北朝日益走向浮艷綺靡的形式弄巧和空洞無物的宮體詩，這不能不說是文學擺脫經學、詩學后已走向了極端、誤區。文學的生命在于真情實感、言之有物，因而由重氣到重意是反撥齊梁詩風的需要，所以有眾多詩人向“風雅”回歸。

　　作為古文運動的旗幟和領袖的韓愈在他的《答李翊書》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養氣”說和“氣盛言宜”說。他說：“……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又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愈的“氣盛言宜”說首先是立足于反對駢文的空疏和“明道”、“傳道”的價值指向下提出的，而他同時又深諳文章(文學)審美特性，注意到辭的聲調和韻律要求，“氣”恰恰體現了生命、情感自然起伏的節奏，只要“氣盛”，言之有物、有情、有氣，自然而然便是最真最好的文章。韓愈將“氣”由個體風格上的言說引向了具體創作過程中的精神狀態，變成了一種直接的創作理論；同時也昭示出他對思想內容的“意”的重視，不僅“道”為主，而且“氣盛”的內核在于有“道”。這樣韓愈就完成了“文氣”說的一個轉向，即從曹丕、劉勰的才性氣質論轉向了道德修養論。

　　其后的杜牧作為文氣論批評的重要人物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命題：“文以意為主，氣為輔”。比之韓愈的“氣盛言宜”，這一說法對詩文創作本質的表述更加明晰完整，并建構起了一種不同于曹丕時代“文以氣為主”的新的批評論。他在《答莊充書》中說：“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茍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辭句，繞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圜閡，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高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樊川文集》卷十三)杜牧所言之氣是指一種“風神氣勢”，而非曹丕所言的“體氣之氣”。曹丕以“體”論文當以“氣”為主，而杜牧旨在強調氣勢只是詩文的一種依托力量，因而只具有輔助作用。

　　隨著封建制和地主階級的衰老，隨著禪宗的興盛和儒道釋的相融，士大夫階層的思想心態和審美觀也日趨老成，不再具有風神氣勢而是趨向于寧靜淡泊，整個崇尚從壯美向優美轉移，故而強調“意為主，氣為輔”代表著整個社會審美心理趨向。正如王運熙、顧易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中指出：“到了安史之亂后的中晚唐時期，由于社會環境、審美趣味的變化，文學批評中談風骨的便相當少見了。”⑤因此，這一時期“文氣”的含義從古文家們的轉變到杜牧“氣為輔”的確定，成為直指創作的精神狀態和行文氣勢的一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