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湖南科技大人文學院　胡紅梅

“文氣”新論

——從“文以氣為主”到“文以氣為輔”

　　文氣論貫穿于各個時代的文學批評實踐中，從而形成了一個源遠流長而又脈絡清楚的話語譜系，然而不同時代因社會思潮、文化語境、審美心理等方面的不同，致使文氣論話語構成和批評形態發生嬗變。

　　對文氣論發展的歷史分期，不同的學者由于著眼點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結論。縱觀歷代學者的觀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兩種。第一種是郭紹虞先生提出的“五期”說：第一期是發生期和文學批評史上的氣說淵源所自，以孟子的論“氣”為代表；第二期是應用于文學批評，以曹丕的論“氣”為代表；第三期是詩人文人開始廣為采用，以杜甫和韓愈說“氣”為代表；第四期是由詩與文性質之不同上企圖找出切實的標準，以蘇轍論“氣”為代表；第五期是進一步求切實以“聲氣”所推究，以姚鼐和曾國藩論“氣”為代表。①第二種是臺灣學者朱榮智先生提出的“四期”說。朱先生歷時性地梳理了文氣論在六朝、唐宋、元明、清代四個時期的發展，主要就每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論家的文氣內涵進行分析。②另外，有學者將“文氣”論分為濫觴、建立、發展、成熟四個時期，認為孟子為濫觴期，曹丕、韓愈為建立期，劉大櫆、夏丏尊為發展期，當代的唐弢、劉錫慶為成熟期。③

　　這樣的分期及觀點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后來的文氣研究者提供了啟迪與借鑒。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他們都只是著眼于文氣論的一般發展、“主氣”說線索的變遷情形，而未能關注文氣論的形而上之本體層面、大的歷史轉型或不同時期相關元素間的理論批評構型。因此，筆者試圖從大宇宙生命美學出發，主要著眼于對待“氣”的不同觀念上，著眼于形而上層面文氣論批評意識的變化和大的歷史轉型對文氣論批評實踐的歷史加以審視，則大致可區分為四個歷史階段或四種歷史形態：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以氣為主”的批評形態；唐代特別中晚唐時期——“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的批評形態；宋元時期——“文以理為主，以氣為輔”的批評形態；明清時期——“文以神為主，以氣為輔”的批評形態。

　　一、“文以氣為主”

　　從漢末古詩十九首的抒情傾向到建安時期的抒情小賦、五七言詩的發展，是沿著重抒情、重文學的藝術特質展開的，表現出一反漢代正統文學而抒一己情懷的趨勢，開辟了一個文學的燦爛時代和大風格類型，這就是“非功利、主緣情、重個性、求華美”④的審美趨向。文學批評上的重氣之旨，正是此時文學的精神氣質和時代氣氛的產物。而在其后的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各時代自有發展變化，但在總趨勢上都繼承了漢末以來文學的非功利、重抒情，由此重抒情、重感興、重個體生命氣韻的獨特抒發，也即重氣之旨成為貫穿魏晉南北朝文學審美的思想潮流。

　　魏晉人的自覺，表現為人對人之為人——人的個體意識、個體感性、個體價值、個體意志等，總之是人的生存與生命質量的苦苦思索與追尋。“文”的自覺就是站在本體論的高度視藝術為藝術之創造主體的本質力量之審美顯現。魏晉美學是建立在人本主義基礎之上的生命美學。藝術審美活動是主體的生命活動，而主體生命既以氣為本體，那么藝術審美活動必為氣本體所使然。曹丕首舉“文以氣為主”之大纛，在這面旗幟的倡導下，魏晉六朝的美學家、文論家如劉勰、鐘嶸，或論文之道，或論詩之源；或縷析作家之個性，或品鑒詩文之風格，都無不以“氣”為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