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贊譽之后，也有學者開始質疑和批評斯金納使用“現代”(或近代)作為書名，現代的含義究竟是什么?是對隱含的現代性的追求嗎?當我們說歐洲政治思想的現代性，特別是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中所指稱的“現代”究竟意味著什么?誠如巴里·亨德斯教授所說，什么是政治思想，那么在這里，更應該問什么是現代政治思想；或者說，政治思想中的現代內涵是什么，政治思想中的現代性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斯金納所說的國家概念的現代轉變就是政治思想現代性的形成，兩者之間具有等同性。從歷史進程來看，顯然不應該完全一致。同時，巴里·亨德斯教授還指出，如果斯金納認為“國家統治的技藝”被看作是政治思想的現代內容的話，那么，如何在更為廣闊的空間如“帝國”的空間中來進行討論。因為在歷史上，不同政治類型的國家，諸如“帝國”或者說“君主制國家”都成功地發展起了“國家統治的技藝”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因此，斯金納將其視作為“基礎”也就值得商榷，或者說至少是需要進一步完善。

　　從“空間轉向”的視角來重新思考的話，斯金納一直在談西方政治思想的現代世界，這樣就涉及另外一個問題，他是在特定的歷史時間和空間，也就是說，這是在以西方為歷史依據的考察中所得出的結論。這樣，西方政治思想中發展出的現代性是否作為現代性的標準適用于其他地區，西方政治思想的現代性和非西方的現代性又能否等同一致。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政治空間中發展出了對政治的不同理解，顯然具有各種差異性，這與現代性究竟是什么關系。因此，當我們在反思斯金納所表述的“現代”政治思想的時候，實際上也是在提醒著我們自身，如何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甚至在競爭性的不同概念和群體中來理解政治思想的“現代性”。是局限在民族國家的空間中，還是需要在更為廣闊的空間中以及國家之間的互動中來考察每個民族和國家對政治的思考，從而提煉與概括出“現代性”的內涵。對此，正如有些思想史家所批評的那樣，斯金納所追溯的國家概念，以及對它的定義幾乎完全是從其內部的、國內的或內政的角色來考慮的，很明顯，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尚未成為政治學或歷史分析的重要對象。(27)由此，政治思想現代性的邊界究竟在哪里?當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學術思考路徑。

　　另外，盡管斯金納使用了一些小人物的材料，但重點還在于像馬基雅維利、博丹、霍布斯等這些大思想家，他們都屬于政治精英。那么，普通民眾是如何討論國家概念的，他們的國家認同以及對國家概念的現代演進起了何種作用，這些在斯金納的這本書中都沒有得到體現。因此，現代國家形成就缺失了普通民眾這個重要的群體。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樣的國家概念的現代性表達只是一種精英的構建。因此，就現代性的形成是由多種力量博弈的產物而言，顯然這還不夠完整。

　　對此，同為“劍橋學派”代表性人物的波考克給予了辯解性澄清。他說：他不太關心政治思想成為“現代”的時刻，也不關心不管以什么為題的“基礎”。他不曾介入——他覺得斯金納也沒有對“現代性”的追求和試圖解決這一問題，雖然他注意到意義發生變化的“現代”這個詞項被使用的若干歷史時刻。(28)斯金納自己也說道：在寫作這本書時，本想有個宏大的計劃，之所以放棄原先的計劃，是因為認識到，在政治思想中追溯所謂的現代性的興起，這一想法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問題。(29)所以，斯金納在之后所發表的一系列論著中都改變了提法，例如在2010年出版的論文集中，斯金納從系譜學的視角來考察主權國家這一問題，而不再是簡單地使用“現代國家”或“國家的現代性”這樣的表達。(30)

　　回顧“劍橋學派”對現代性的反思，實際上這體現了目前思想史研究的一種取向，就是從思想史的維度來反思現代性的成長以及走向現代的歷史進程。如果從概念史的視角來看，就是著力從社會和政治核心概念入手來解釋歐洲現代性的要素，以及支撐其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基石。盡管這一研究需要在全球性范圍內來展開，但由于歐洲在現代性成長的時間序列中走在了前列，也率先提出了一些基本概念，因此，目前學界已經從梳理和研究這樣一些概念入手來展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