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轉型，對一些主題的討論也在新近展開。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思想史學界開始對昆廷·斯金納所提出的“現代性”問題進行反思。這一問題最早是由斯金納在其早期的成名作中提出的。1978年，斯金納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一書，全書共分兩卷，第1卷為“文藝復興”，第2卷為“宗教改革的時代”。此書出版后，立刻獲致好評，一直以來被視為當代思想史研究的經典著作。可以說，無論從其研究內容還是“歷史語境”這一研究范式方面都被看作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場“革命”。正是在這本書中，斯金納提出了思想史研究中的“現代性”問題。

　　最初，斯金納應約為企鵝出版社撰寫一本關于近代早期政治思想史概述這樣的著作，時間為16世紀到19世紀初。但是，斯金納考慮到他對十八九世紀的思想演進不是特別熟悉，于是便轉向自己非常擅長的近代早期，具體為13世紀至16世紀，并且以這樣的書名來出版。此書出版后在獲致好評的同時，也引發了對其的批評，這種批評主要集中在書名“基礎”上。因為使用這樣的詞語很容易和當時美國哲學家羅蒂提出的“基礎主義”相混淆，導致人們認為，作者已為判斷什么是現代國家設定好了一種絕對性的標準，而這恰恰違背了“劍橋學派”所提倡的“歷史語境主義”的主旨。在批評中，斯金納沒有想到使用這一詞語所帶來如此的后果，盡管后來他也為自己進行了辯護，但還是坦陳不應該選用這個詞語。因此在1999年的意大利文的譯著中，這個詞就被更為確切地翻譯成“起源”(19)(origin)。其實，在斯金納看來，他的任務是要描寫“國家”這個概念是如何在現代世界中“起源、基礎、演變和發展的”(20)，或者說是梳理“國家”概念是如何進入到現代西方世界的。現代國家的理論仍有待構想，而這個理論基礎現已完備。(21)所以，一些學者認為，斯金納在這本書中，是從歷史語義學出發研究“現代國家概念形成的概念史”(22)。

　　令人驚奇的是，很多研究者集中對斯金納所使用的“基礎”一詞進行批評，但對這一書中的“現代”以及斯金納所闡釋的“現代性”問題卻沒有給予關注。直到2002年，斯金納在訪談中還對國家概念進入“現代西方世界”做出說明，并一再使用“現代西方”這樣的詞匯。他說：“我試圖確認那些最基本的概念，正是通過使用這些概念，我們構建了現代(modern)西方宣布為合法化的各種理論，這就是我們在談及公民的各種義務和國家的各種權利時繼續使用的各種理論。我的著作第1卷集中于各種關于公民美德和自治的理論；第2卷集中于專制主義的興起和與之對立的自然權利理論的出現。我試圖表明，這些是我們現代(modern)西方著手構建國家理論的概念基礎。”(23)值得欣喜的是，最近幾年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批評。例如，澳大利亞學者巴里·亨德斯教授就撰文質疑“現代”這樣的用法。(24)

　　如何理解斯金納所說的“現代”，其含義是什么?在2003年為紀念此書出版25周年而舉行的學術討論會上，有學者指出，傳統的政治科學對于成為現代性誕生基礎的國家概念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并且把現代性形成的時間定位在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這一時期。而斯金納這本書的創新之一，就是它打破了這種一向被公認為“現代之誕生”的時間界限，將此時間向前推移。因此，這本書的內容大部分是關于中世紀的，第1卷的最早時間是1085年；更為重要的是，它將歷史研究的重心從學界一直關注的諸如馬基雅維利、博丹、霍布斯等人轉到了在思想史研究中幾被忽視的一些“小人物”身上，如巴托雷斯、馬西略和但丁等。(25)

　　不僅如此，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其概念本身成為政治討論的中心等意義上，斯金納所考察的國家概念在朝向“現代”演進的歷史過程中都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在此書中，通過對思想的歷史考察，斯金納提煉出了標志著國家概念所實現的現代轉變，或者說判定“現代國家”特性的四項內容。(26)如果說這是對實體性內容的考察的話，與此同時，斯金納還考察了對“國家”這一概念的使用，從而將研究轉向了對概念的歷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