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洲學術界，不單單是斯金納為代表的“劍橋學派”提出了概念史研究。在歐洲大陸，以考斯萊克為代表的一些德國學者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提出，并產生了一些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由此呈現出思想史研究的德國風格。同樣，由于受到語言哲學的影響，到了20世紀80年代，歷史學界遂有“語言轉向”這樣的正式提法。因此，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也就自然成為呼應這一轉向的具體體現。因為概念史研究范式的要旨就是借助于語言學理論，通過語義學的分析來研究影響社會和政治進程的概念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流動與接受，從而揭示概念是社會和政治生活運轉的核心。⑤從此，在思想史研究中，對政治和社會中核心概念的研究成為主流。借用一位芬蘭學者的話說，思想史研究今后要“從觀念史轉向概念史”⑥。

　　當思想史研究在其自身內部展開更新，創造新的研究范式的同時，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文化史”研究的興起，以及在社會觀念框架下對人們心態、觀念和情感研究的展開，現有的以經典性思想家為主導的思想史研究范式也遭到了極大的沖擊。學術界一些學者開始質疑思想史研究，認為新文化史研究可以取代思想史研究，或者說兩者可以合為一體，甚至也可用“社會文化史研究”來取代“思想史研究”這一稱謂。由此，法國歷史學家夏蒂埃才提出這一問題：是思想史還是文化史?同樣，歷史學家達恩頓也感嘆地表達道：在過去很多年間，思想史已經漸失昔日的風采，開始變得落魄了。面對這一沖擊，正如拉卡普拉等學者所說，在批判理論、解釋學、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思想史研究中，什么研究內容是切題的。同時，在思想史內部，社會和文化史方向的重新導向看來已經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存在思想史特有的問題和方法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的關系需要開始重新加以思考嗎?⑦面對歷史學科內部的學術競爭，從事思想史研究的學者們并未放棄，而是選擇了堅守和創造。經過20年的發展，時至今日，學者們又驚異地發現，原先輝煌至極的新文化史研究風頭漸失，思想史又重新恢復了它固有的迷人的魅力。按照一些學者的說法，目前在歷史學專業各分支學科中，思想史正占據主導，幾乎達到了自鳴得意的狀態。⑧

　　在思想史研究又迎來一波新的高潮的過程中，除了繼續堅持原有的研究范式之外，學術界也在不斷開拓創新。其體現為一些學者開始提出思想史的“空間轉向”，并進行了饒有意義的學術實踐。其表現為兩個維度：一是重視在民族國家范圍內展開研究，打破原先的以“歐洲”或者“西方”等這一整體性的空間構想，更為關注歐洲各個國家與民族內部之間的不同特性。探討這些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社會語境對思想史研究所產生的影響，希冀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學術傳統和學術進路，或者說建構起了不同的“話語表達”體系。例如，由達里奧·卡斯蒂廖內和依安·漢普歇爾-蒙克主編的《民族語境下的政治思想史》一書，就是在“民族國家”的空間和特性下來理解歐洲思想史研究的各種學術系譜的。⑨“劍橋學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納也一再表達，“在探討‘自由’與‘國家’時，我將關注這些語匯在英語世界的論辯”⑩。也就是說，他將是在這一特定的英國文化空間中來探討這些概念的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