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方史學成果批判借鑒，克服對其所產生的“路徑依賴”，則是我們厘清學理紛爭、把握研究導向的又一前提。眾所周知，我們的世界史研究，是在學習、借鑒歐美史學成果的基礎上逐漸建構與發展的，離開了這種借鑒，將會在“閉門造車”、自我陶醉中失去活力。但應該看到，西方史家所建構的諸多有價值的定義、概念、理論與方法體系，或是總結西歐歷史實際而得出的，或是以西方的標準而演繹的，其中固然有許多普遍性真理，但也有不少只適合于西歐特殊性或西方發展模式的東西，也就必然存在著謬誤。其中潛蘊的“西方中心”論或“西方文明優越”論的基調，難免對東方歷史、西方歷史乃至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做出不切實際的闡釋甚至歪曲。這些年來，我們對西方史學成果做了諸多有益的借鑒，但也存在嚴重缺陷。這主要表現為在不同程度“路徑依賴”基礎上對新理論、新方法的“斷層式”的認同與接受。眾所周知，西方從傳統史學向“新史學”轉變的“史學革命”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由年鑒學派所開啟，但傳統史學研究本身也在不斷自我反思與革新。此后幾經流變，西方人逐漸對新史學末流所產生的碎片化、枝節化流弊進行反省，有的致力于以新的理路來深化“傳統世界史”研究，有的則進行“新世界史”整體考察，還有人步入“語言轉向”之歷史敘事的“后現代主義”。與之不對稱的是，新中國成立后處于發端階段的中國世界史研究，一直處在蘇聯史學研究的熏陶之下，長時間與西方學術處于隔絕狀態。改革開放后，我們的研究幾乎在還來不及全面系統地梳理與辨析西方學術成就的情況下，就直接處于西方“新史學”思潮的沖擊與影響下，因而在借鑒西方學術的過程中處于一種“斷層式”的狀態，即撇開西方人在傳統史學中的重構與創新，過度地聚焦在對其新史學路徑的借鑒，而對西方歷史研究的學術史很少有一個全景式的梳理、認知與參照，對傳統史學與“新史學”的互補整合趨勢缺乏應有的興趣與了解。由此，我們的研究明顯地存在著“失衡”、“斷裂”問題，帶有片面化乃至畸形化的特征，對新的領域趨之若鶩，傳統領域則常常被視為“過時”的舊學而受到冷落。我們在新史學領域開拓了不少“園地”，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對西方傳統史學中的政治史、思想史、法律史、史學史、文獻史、戰爭史、宗教史等領域中諸多問題論爭、學理嬗變等前沿，則知之甚少。也正因為如此，在國際史壇許多重大問題的爭論上，我們常處于“缺位”、“失語”的狀態，難免因襲西方人已經或者正在被修正的學理模式或陳舊觀點。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學理上“二律背反”的學術“奇觀”：一方面，我們反對“西歐中心”、“西方文明優越”論，但另一方面，對西方一些包含著這種意蘊的傳統領域研究的結論予以認同和吸納。這種“棄舊圖新”、“唯新是崇”的學術取向，帶來的必然是對西方嚴重的“路徑依賴”，受制于其特有的話語霸權，我們的研究成果也必定是西方史學的“克隆物”或“復制品”。因此，在前瞻我們的世界史研究路向時，必須在借鑒西方史學成果時擺脫對其所存在的“路徑依賴”，系統、全面地追蹤和梳理西方各個主要史學流派的學術流變史，尤其是近年來西方“傳統世界史”與“新世界史”逐漸分野、相互碰撞的學術發展史，對它們做一番解構、選擇與過濾，剔除其中不合理的東西，吸收與消化其中的合理成分，以之作為我們研究的學術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