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國世界史研究的正確路向
在當下不同史學思潮相互碰撞、激蕩的態(tài)勢下,“傳統(tǒng)世界史”與“新世界史”這兩種研究范式在中國史學界究竟應該居于什么位置,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究竟應該如何發(fā)展?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對于校準中國世界史研究的路向,無疑是十分迫切的,也是極為重要的。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推進和“中國崛起”在世界格局中的顯現,我們的世界史研究不斷拓展深化。在準確運用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上,在多視角、多層次借鑒西方史學成果上,在原始資料的搜集與運用上,在對諸多重大歷史現象的詮釋上,在對相關歷史法則與規(guī)律的探求上,在與國際史壇的聯(lián)系與交流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我們在地區(qū)史、國別史、專門史等“傳統(tǒng)世界史”領域中取得不少成就的同時,開拓出全球史、生態(tài)史、文明史等“新世界史”的研究領域。前不久,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根據《關于增設世界史(外國史)為一級學科的建議書》,將世界史升格為歷史學中與中國史、考古學并立的一級學科,下設“外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外國古代中世紀史”、“外國近現代史”、“外國區(qū)域與國別史”、“外國歷史地理學”、“世界文化遺產學”、“外國專門史”7個二級學科。可以說,我們的世界史研究已經告別原初性的萌發(fā)狀態(tài)而日臻成型。正是在這一學術發(fā)展的大背景下,有關“世界史”之研究取向乃至學科界定的討論也隨之萌生。這樣的討論匯聚了學術界的智慧與思考,提出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見解,但如果仔細辨析,也存在一些困惑與偏見。這主要表現為“棄舊圖新”的學術理路在其中時隱時現,即漠視甚至貶低由地區(qū)史、國別史、專門史等組合的傳統(tǒng)的世界史,褒揚全球史、生態(tài)史、文明史等彰顯的“新世界史”。這樣的看法無疑是錯誤的,也是難以成立的。
“傳統(tǒng)世界史”在我們的世界史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從純學理的角度看,是由歷史學研究的基本要求所決定的。深入細致的微觀的個案考量,是進行宏觀的綜合研究的基礎;對單個國家、地區(qū)和領域的分別研究及其特殊規(guī)律的總結,則是對整個人類歷史進行整體研究并從中揭示普遍規(guī)律的前提。脫離了這個基礎,所謂“新世界史”的研究猶如沙中壘塔,必定會流于空洞演繹的宏大敘事。曾經大力倡導并踐行“新世界史”研究的吳于廑先生就指出,用“通觀”的視野整體考察世界史.“必須以對一個一個的關鍵問題進行具體深入的研究為前提。我們自己要研究,還要熟悉別人專門研究的成果和著述,盡管他們不一定是從較為寬闊的角度來考察的。沒有這個前提,通觀就會流于模糊,不清不楚,就不會是一種比較透徹的、在大小輕重之間能夠取舍得當的通觀”(29)。這也就是說,“傳統(tǒng)世界史”和“新世界史”之間并沒有一道“新”、“舊”截然分離的鴻溝,國別史、地區(qū)史和專門史不僅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也是對世界進行整體、相互聯(lián)系之考察的前提。此外,在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永遠都沒有“終極真理”,歷史學家對任何歷史現象的解讀都要受制于其特定的主體思維及理論、方法,由此而導致其考量、研判的路徑不同,有時甚至存在很大差異,這就是所謂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不同時代甚至是同一時代的歷史學家,對同一個歷史現象的詮釋是不可能相同的,許多“舊”的問題對當下的歷史學家來說,必定仍然是“新”問題。既然如此,歷史研究永遠不存終結性的成果,也就無所謂“新”、“舊”之分。在理路與認識不斷革新的情況下,“舊問題”照樣可以做出新闡釋,“舊領域”中必定也會不斷產生新發(fā)現。因此,“傳統(tǒng)世界史”的研究不僅是必需的,也必定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那種“唯新是真”、“唯新是從”的做法明顯與歷史研究的學理大相背離。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必須克服“棄舊圖新”的學術心態(tài),給“傳統(tǒng)世界史”以其固有的合理定位。
“新世界史”研究無疑是史學界近年來的一個可喜趨勢,前景廣闊。這是因為它超越了地區(qū)史、國別史、專門史的范疇,以寬闊的視野聚焦于人類社會自古以來的相互聯(lián)系、影響與現代普遍面臨的問題,為歷史研究及其編撰提供了一種新的范式。“傳統(tǒng)世界史”的研究常常囿于有限的空間和時間范圍內,對歷史現象做孤立的考察,這就決定了其“求真”“求實”的限度,因為對歷史現象的考察只有在橫向比較的觀照中才有可能獲得最大接近于歷史實際的認知。也正因為如此,“傳統(tǒng)世界史”固有的局限如不加以破解,必定會窄化人們的視野,甚至常常牽引我們走向“碎片化”的研究,結果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當然也就談不上對歷史規(guī)則、規(guī)律的求索。而在更廣闊的角度上,對國家、地區(qū)發(fā)展的特殊規(guī)律探求,只有升華到對整個人類共同體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的揭示上,才能夠彰顯歷史學“晉世”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