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也難免有急需克服的局限。首先，對世界史做宏觀、整體的橫向聯系的研究，涉及諸多國家和民族，要從中提煉出諸多相同的或類似的現象來進行分析、歸納與演繹、整合，并從中揭示某種歷史規則與規律，難度極大。這既需要擁有齊備的語言知識，也需要對諸多國家、民族的地緣、歷史與文化傳統有一個清晰的把握。其次，“新世界史”的研究固然是注重諸多同類歷史現象的橫向聯系乃至互動，但也免不了對這些現象的流變有一個縱向審視，由此勢必要結合歷史時代的特點和社會階級、階層的屬性來進行分析。就這兩方面而言，不少“新世界史”的研究還做得遠遠不夠。一些著述多采用的是二手材料或從別人的成果中轉引的資料，有的甚至完全依賴于綜合別人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問題時，往往脫離社會背景來解讀歷史現象的滋生與流變。正因為如此，“新世界史”的著述在獲得贊譽的同時，也招致史學界的諸多批評。有史家就對建立“新世界史”的價值及為之付出的努力深表懷疑，認為在歷史學家們以此范式所編撰的大部頭著作中，人們“獲得的往往是世界歷史的支離破碎的殘片，雜亂無章，很不美妙”。也有史家指出，一些研究是以“間接知識”為基礎，且試圖將整個世界囊括其中，也就“把歷史降低成為一些泛泛而談、含混不清的結論”。就連倡導“新世界史”研究的巴勒克拉夫也不得不承認，“越是強烈地相信需要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史，歷史學家們便越容易認識到撰寫這種世界史過程中所包含的問題和實際困難。至今，試圖撰寫世界史的努力并沒有取得真正的成功”(22)。也正因為如此，對全球史的理論、方法深有研究的美國學者柯嬌燕只好認為，在歷史學“訓練基礎和致力于生產原初知識(original knowledge)方面，歷史學家和全球史作者很少有共同之處”。“全球史”是要“利用其他歷史學家所做的研究”，從宏觀的整體與聯系的角度來揭示歷史的變動與意義。因此，全球史應屬于歷史編撰學的范疇，是“一種思考和寫作模式”。(2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名之曰以“全球”的視野來審視世界，但往往是從“西方”的眼光來考量世界，即從“西方模式”的緣起、發展、外傳來揭示“世界”的建構與“全球化”的一系列問題。因而，實際上也或多或少地隱含著“西方中心”論的思緒。巴勒克拉夫認為，斯塔夫里亞諾斯提出“站在月球上觀察世界”的立場、方法雖然要客觀一些，但其貫徹的則是一種“經過掩飾的西方中心論”，且這種立論“并不是絕無僅有”。(24)如果我們仔細辨析，情況也的確如此，在不少“新世界史”的著作中，“西方”依舊被看作整體“世界”建構的源頭與動力，是歷史的主流，而非西方的地區則是歷史的“化外”，是在演化、拓展的“西方”世界面前被動“應戰”的配角與附屬物。這一學術取向甚至在一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那里也不難發現。以研究史學理論見長的英國史家希爾斯特就批評道，在英國的新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佩里·安德森看來，西方資本主義在全球不僅是獨特的，而且它所緣起的古典和封建時代也是獨一無二的，“西方完全就是歷史本身的發展。資本主義在全球納入從屬于它的經濟和政治聯系的過程中，創造了世界歷史和普遍性。歷史也就成了資本主義起源和向全球普及化的歷史，所有其他國家、地區的發展模式僅僅在與資本主義歷史相聯系時才得以作為歷史而存在”(25)。這種把由一個中心向外播化看作世界歷史的統一性之“線性式”的做法，是一種典型的“西方中心”論，一些當代“新世界史”學家已經對之予以質疑和否定，并注重從各種文明的接觸點與相互關系來考量問題。然而，在“跨文化互動”乃至人類與自然互動的研究與闡述中，西方的主導地位及其相應的“話語霸權”仍舊隱含其中，以至于“全球史”學者時常提出要與之決裂。美國史家本特利就告誡道，應該“理解全世界人類的歷史經歷，而不是把一些歷史經歷看作完全特殊的、無從比較的并與其他人的經歷毫無關系的”，這就決定了“全球史”的研究必須“擺脫歐洲中心主義和其他民族中心主義的歷史觀”。(26)

　　對于“新世界史”的上述局限，我國史學界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馬克垚先生指出，目前出現了不少按照“新世界史”理路編撰的“有新意的世界史”，盡管編撰者試圖淡化民族、國家的內容而強調各文化、文明之間的交往，但“這些世界史也仍然是從西方出發看世界的”(27)。錢乘旦先生在肯定“新世界史”對史學發展的積極功用時分析說，也正是這一研究范式使其歷史編撰帶有明顯的“甚至固有的缺陷”，即在書寫橫向歷史時忽略了縱向歷史，“歷史上一些重要的內容如民族國家、工業革命等很少或不被提起，甚至連這些字眼都不出現”。此外，否定民族國家歷史的立場也有明顯的負面作用，“有可能被某種意識形態所利用，為否定民族國家的當代合理性提供歷史學依據”。(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