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向的“鑒古知今”也是“傳統世界史”研究范式生命力之所在。由于世界發展格局和地緣政治仍舊是以國家尤其是大國間的關系為基礎的，國家的獨立、安全與民族的發展、崛起仍舊是必須關注的重大問題，史學的“鑒古知今”功能必定會主要從中透現和折射出來，由此支撐“傳統世界史”研究范式的存在與強化。馬克垚先生就指出“敘述人類歷史離不開時間、地點和事件，這三者都是在民族、國家之內發生的。研究人類歷史，為的是了解過去，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以有助于走向未來，這更不能離開具體的民族、國家”(19)。因此，從本國歷史中獲取本國、本地區社會現實所需要的歷史經驗、教訓，也就成為這一領域的歷史學家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拌b古知今”，就必須從歷史的時間尺度，探討各種歷史現象的來龍去脈、興衰更替及其所含的歷史規則和規律。

　　正是基于上述緣由，一個多世紀以來，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領域的學術研討一直是史學界所沿用和循守的研究范式，從中不僅建構起諸多名家云集的著名學派，而且其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更有不少可以傳諸后世的經典性著作。諸如英國史學家自“牛津學派”、“麥克法蘭學派”以來對本國憲政史的研究，自“劍橋學派”以來對西方思想史的詮釋，美國“邊疆學派”對美國疆域形成和拓展的研究，阿拉伯以及歐美史學家對中近東歷史的探究，歐美學者對古希臘羅馬、中世紀西歐、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領域的研究都堪可為證。諸如此類，舉不勝舉!

　　毋庸諱言，這一“傳統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也有著明顯的局限與缺陷。這一領域的不少學者所考察的問題其實都限定在某個國家、地區的某種歷史現象上，其研究難免帶有相當的封閉性與孤立性。由于缺乏橫向的參照與比較，這樣的個案探討不僅難以對歷史現象做新的深度詮釋，而且也不易從中揭示歷史的規則與規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守“民族本位”、“國家本位”立場，這一領域的不少史家常常立足于民族、國家的現實需要去解讀歷史，自覺不自覺地模糊了歷史研判的價值標準，弱化了對歷史現象的解析力。因此，他們的歷史解讀與論證常常被扭曲，有的甚至帶有嚴重的偏見和謬誤。例如，被以往西方學者在近代憲政體制緣起的論證中所建構的“英國樣本”和德國學者在論證近代德意志國家形成時所建構的“日耳曼民族優越”論，即是如此。這類構成“西方中心”論的主要觀點，也常常遭到當代西方史家的質疑與批評。英國史家巴特菲爾德曾對“英國樣本”中的“輝格解釋”模式予以嚴厲批評。他指出，這一樣本對《大憲章》這樣“一份封建時代帶有封建性的文獻”的曲解，是一種以“當下”作為準繩和參照來研究過去的“輝格”式解釋，其將歷史事件與歷史語境割裂開來，完全按照當下的需要去裁量歷史，必定賦予史家以濃厚的“情感謬誤”，由此“編寫出能夠確認現實甚至美化現實的故事”。(20)另一英國史家埃爾頓曾對德國史學家的“民族本位”立場進行尖銳的批判。他指出：“大多數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的民族主義信念，有助于對幾代人灌輸關于歷史的誤導性的知識，有時則是灌輸有關歷史的危害極深的信仰。”(21)

　　“傳統世界史”研究范式的上述學術缺陷，在“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中逐漸被克服與超越。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優長之處是，它突破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的固有界限，以宏大的歷史視野和橫向的異同比較來考察自古代以來人類各個文明之間的碰撞與交流，15、16世紀世界由分散走向整體的發端、趨勢與規律，尤其是現代以來“全球化”過程中人類所經歷的“跨文化互動”和人類與自然的“互動”，成就十分突出；在文明互動、帝國擴張、跨文化貿易、自然環境變遷、傳染病傳播、大規模移民、信息與技術交流等重要問題上都有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建樹。由此，“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不僅改變了以往歷史研究中所存在的條塊分割的封閉化、孤立化的格局，大大拓寬了歷史研究的領域，而且有助于人類歷史共同發展規律的探討。此外，這一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族本位”、“國家本位”，對于破除“歐洲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對于擺脫了民族國家的情感帶來的對史家學術取向的干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