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史”這種宏觀的、多維度的橫向視野，前所未有地拓寬了史學家的歷史視域，開掘了整體考察世界歷史的新潮流，極大地推動了當代西方乃至非西方的史學演進與變革。然而，它并沒有也不可能掩蓋和消解“傳統世界史”研究的視域。全球一體化乃至自然和人類一體化的視野無論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掩蓋包括西方在內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在發展層次、文化傳統、經濟樣式、政治體制上所存在的差異性，何況還有諸多西方遺留下來的“后殖民主義”問題，如國家間的領土爭端、地區間的利益沖突、大國與弱國間的霸權與反霸權斗爭等等，這些使得各個民族、國家的發展訴求與道路不同，脫離了此，全球性問題和危機的認知與回答不可能統一，當然也不會得到圓滿解決。也正因為如此，聚焦于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的“傳統世界史”視域不僅繼續存在，而且仍舊清朗。對此，著名美國史家斯特拉耶爾在20世紀60年代曾強調國別史的研究對現實的重要意義。他指出，19世紀美國作家哈勒(Edward Everett Hale)的“沒有國家的人”的憧憬無疑是烏托邦，“如果沒有家庭，沒有固定的地方居所，沒有宗教信仰，一個人也能走向一種完全合理的人生。但如果他沒有國家，他將一無所有。他將沒有權利，沒有安全，缺乏獲得有用之職業的機會。在一個有組織的國家網絡之外，地球上沒有任何拯救”。(14)稍后，以錢伯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史家更強調地區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他們在《西方的經歷》一書中寫道：“每一個人都借鑒歷史，我們所有人都用許多方式借鑒歷史。我們借鑒歷史來界定我們是誰，并將我們個人的經歷與我們所屬的群體的歷史聯結起來，與特定的地區、國家和文化的歷史聯結起來。我們個體地或群體地借鑒歷史來解釋我們的希望與抱負，來證明我們的擔憂與沖突。”(15)英國著名史家巴勒克拉夫雖然倡導“整體”的世界史研究，但他也不得不承認，許多歷史學家不會同意“關于不受邊界的限制才可能寫出最優秀的世界史”的觀點，其根據是“民族特征、民族發展和民族權力”是歷史上最終起作用的因素。(16)也正因為如此，旅美阿拉伯學者薩伊德在《東方學》一書中，不屑于整體考量的“新世界史”觀，而是致力于解構西方殖民主義的“東方”觀，破解其話語霸權，探求“東方”真實的歷史身份。(17)可以這樣說，民族、國家差異性與全球化一體性的并存和同步延伸，使得“傳統世界史”的視域必將與“新世界史”的視域一起長期延續下去。

　　二、兩種研究范式的反思

　　近代以來所形成的“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這兩種相互并存的視域，滋生出歷史考察以及歷史書寫的兩種研究范式，它們各自的優勢、特點與局限，值得當下史學界從比較的角度做一辯證的理性反思。

　　應該指出，“傳統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之所以一直延續，為諸多的歷史學家所遵循與信守，其中的一大主要緣由還在于它滿足了歷史研究的兩個基本要求，即對信史的求實“求真”與縱向的“鑒古知今”。

　　探求信史是歷史學最基本的功能。將眼光聚焦在具體的問題上進行個案研究和微觀研究，既容易搜集資料，也便于做細致考察，對彰顯這一功能十分重要。正因為如此，史料尤其是原始資料是歷史研究的根本基礎，而歷史的書寫更是以歷史研究的深入為基礎的。缺乏深度、精細的歷史研究，不可能產生影響恒久的一流研究著作。只有依據翔實史料去進行解讀和分析，才能夠獲得對歷史現象接近歷史實際的認識。脫離史料去探究歷史，或者僅靠一鱗半爪的資料、在研究著作中轉引二手材料，其結論必然是空中樓閣，流于虛妄。國別史、地區史以及專門史的研究之所以始終作為歷史學的研究范式而存在，主要緣由就在于它完全滿足了歷史研究的這個基本需求。巴勒克拉夫就指出，民族主義史學復興的一個原因，是其歷史學家“比較熟悉使用立即可以到手的、以本民族語言寫的本民族史料”(18)。正是由于掌握了大量翔實的史料，歷史學家們才能夠將研究對象限制在一個相對便于把握的歷史時間與空間之中，能夠對其中的歷史現象做聚焦式的探討與細致入微的反復考量，使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