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蘭克曾萌發的整體思考歷史的理念，在他之前就已在西方開始發軔，并最終形成一種日漸成型的學理模式。自16、17世紀以來，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對外殖民擴張之“西力東漸”浪潮的涌動，與隨之相伴的“西學東漸”即西方文化的傳播，導致了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和地區之文明的激烈碰撞，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逐漸連成一體的趨勢開始顯現。這一趨勢在20世紀以及當下的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益發明朗，與此相應，定型化的跨國別、跨地區的歷史視域隨之顯現。同時，隨著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建構，各個學科的理論、方法逐漸相互交融，大大開闊了歷史學家的視域。由此，打破地區、國別的界限而用整體的眼光來觀照歷史的視野漸次展現。在此背景下，源于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進步”觀念的學理模式開始孕育著世界的或全球的歷史觀?；谌祟惿鐣w進化的信念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在探求人類社會形態依次演進的歷史發展規律時，不僅從個人的物質實踐活動和能力的發展方面提出了其著名的人類社會從古至今到未來的“三大形態”說⑥，而且著重從近代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中闡發其“世界史”觀。他們指出，美洲的發現為西方的大工業準備好了世界市場，促進了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的巨大發展和大工業本身的擴展，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其中每個人之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世界，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狀態，由此開創了“世界歷史”。⑦他們還強調，隨著這一相互影響的加強，“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⑧。在世界日益聯結為一體的過程中，西方世界內部的發展危機與戰爭不斷出現，而非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日益崛起，東、西方文明的沖突、碰撞隨之益發激烈，由此進一步促使人們從“文化”或“文明”的角度來宏觀審視世界歷史，對19世紀的西方傳統史學發起了挑戰，形成了20世紀上半葉以斯賓格勒、湯因比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形態史觀”或“歷史形態學”(Morphology of History)。它實際上是以生物進化學說尤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熔鑄而成，把文化(或文明)作為一種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同時具有生、長、盛、衰等發展階段的有機體，并試圖通過比較各個文化的興衰過程，揭示其不同的特點，以分析、解釋整個世界人類歷史的發展圖景。這一視野突破了以往傳統史學國別史、地區史的范疇限制，突破了其中蘊含的“西方中心”論、“西方文明優越”論的禁錮，將視域擴展到非西方的國家和地區，探求世界各文明興衰更替的歷史規律。然而，作為專業史家宏觀審視歷史的觀念，“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的歷史觀則是在稍后形成的。自20世紀初開始，人類社會經歷了一系列深刻的大變動、大震蕩、大改組。一方面，新技術革命尤其是信息時代的來臨，促使經濟生產樣式及其經營組織的不斷翻新，也促使各國、各地區之間密切聯系的所謂“全球化”日益凸顯。另一方面，隨之而來的人口迅速增長、戰爭規模擴大與核危機、地緣政治重組與大國爭霸、資源危機、生態危機等現象相繼出現。在此形勢下，人類從一方之所失與另一方之所得相等的“零和關系”，逐漸轉變為命運休戚相關的“非零和關系”⑨，整個世界作為“人類共同體”的特征初現端倪。正是這一新的時代，將歷史學家的視野拓展為一種涵蓋整個世界的“全球視野”，此即所謂的“登上月球”看世界。⑩在此大背景中，整體考察世界歷史的風氣逐漸在學術界萌發，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年鑒學派的“整體歷史”論和“長時段”論。而作為“新世界史”之主干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學理模式也應運而生。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著名史家威廉·麥克尼爾無愧為“全球史”學理模式的奠基人，他以宏闊的、橫向聯系的視野來考量，撰寫了《世界史》、《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的歷史》等名著。(11)這一模式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影響巨深。如今，“全球史”不僅在美國高校教學中最為熱門，還產生了一批有名的全球史學者。“全球史”進而被他們稱為“新世界史”(12)。而著名生態史家唐納德，正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演繹，提出了研究生態和人類互動關系的“地球史”論。他指出，“除了所有的國家和人，世界史還必須包括地球上一切有機和無機的自然之物”。真正的“世界史”研究需要破除“人類中心主義”，不僅“聚焦于‘人類之網’，也應關注‘生命之網’(the ‘web of life’)，亦即這個星球的生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