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突破國家和地區的界限來觀照歷史的視野在傳統社會并非絕跡。這是因為在古代，即便國家之間的聯系比較少，但在爭奪資源乃至戰爭時期，周邊地區、國家對某個國家的發展仍會產生影響，有時甚至是重要的影響。因此，古人在考量歷史時，必定要盡可能拓展歷史空間的視域，打破國別的界限，從更大的范圍中總結國家的興衰成敗之理。希羅多德力圖將希臘城邦之外的北非、西亞等地區及其中的國家納入自己所知的“世界”之中。羅馬史學家波利比阿的《歷史》，不僅記載羅馬的歷史，而且力求記敘他視野中的“世界”的歷史，地中海沿岸各國、各民族的歷史都占有一定的比重，其中蘊含他所知的有關“世界”的“整體”思路萌芽。不過，這一萌芽卻是以羅馬帝國的大一統為軸心的。在他看來，“命運使整個世界和它的歷史傾向于同一個目標，即羅馬帝國”③。

　　至中世紀，隨著歐洲文明圈的逐漸成形及其與“東方”接觸、碰撞的增加，歐洲人的歷史眼界進一步拓展，但并未產生真正跨地區的史學作品。不過，這一時期在基督教“神本”世界觀的熏陶下，新興的基督教史學開始帶有明顯的“普世性”特征。從一開始，教會史學就力圖“把希臘和羅馬史書中的年代與猶太和基督教歷書中的年代統一起來，以便編撰一部全人類的通史”④。然而，在“神本”信仰的制約下，教會史學家留給后世的也只是闡發神學信條與教義的經典以及本應歸類于專門史范疇的圣徒傳、教皇本紀之類的著述。到了近現代，上述這兩種歷史視域隨著學術發展、社會變化而漸次定型并呈現出日益明顯的分野，并且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近代以來民族國家興起和地區政治格局變動的趨勢、學術研究的拓展尤其是19世紀歷史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定型，不僅讓史學家的視野逐漸聚焦在國別史、地區史的范疇，而且注重歷史證據的搜集與運用，這是啟蒙時代以來的近代歷史學的一個明顯學術趨勢。德國著名史學大師所創立的蘭克學派，在這方面完成了奠基式的工作。他們注重研究國別史、“王朝史”、軍事史、外交史、“人物—事件史”，強調用史料本身說話，以建構“科學的歷史學”。蘭克本人就本著“求實”、“求真”的精神，寫出關于英國、法國、普魯士歷史的卷帙浩繁的多種著作。同時，蘭克學派也有在國別史、地區史的基礎上建構“世界史”的想法，蘭克晚年時就著手寫一部《世界史》。在他看來，在民族、國家歷史的發展中，一代代地傳承了歷史的遺產，這就是“物質和社會進步、宗教與天才的創作以及把人類連結和統一起來的對重大事件和偉大人物的回憶”，其中蘊含著在民族問不斷流傳的“一種普遍的歷史的生命”，而東方民族遠離歷史主流的說法應該擯棄。⑤基于這樣的視域，蘭克撰寫了從希臘羅馬到1453年4卷本的《世界史》，但由于能力和精力有限，該著作并未涵蓋東方國家和地區。這樣的嘗試并未掀起大的學術革新，相反，蘭克學派建構的由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組合的“傳統世界史”學理框架，卻對西方乃至東方的史學界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與此相應，在反殖民主義斗爭、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中興起的東方國家史學，自覺不自覺地認同了蘭克的理路，聚焦民族發展、國家興亡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