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鞏固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南地位、批判地借鑒西方史學成果的基礎上，我們應該將“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這兩種研究范式同舉并重，在傳承與革新的過程中，既做好學術分工又逐漸互參、交匯。情況表明，世界史研究的視域既然是多維度的、廣角度的，其考察范疇也必定是多層次的、多樣性的，傳統的地區史、國別史和其后興起的全球史、文明史、環境史等都是它的有機組成部分，世界史研究者在這些領域中所從事的研究只是因不同分工而在學術視域與路徑上產生差異，而非學科上的截然對立與分野。“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這兩種研究范式各有優長之處與固有局限，兩者之間不應該相互抵制、相互排斥。我們的世界史，既應研究地區史、國別史和專門史的歷史現象，也應探討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類所經歷的共同歷史問題；既應考量若干的歷史個案，也應對若干相關個案做大跨度的比較或整體的研究；既應探求某個國家、地區、專門之領域中的特殊歷史規律，也應在此基礎上探求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的歷史規律。因此，“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這兩種范式，在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發展中，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誠如錢乘旦先生所言，“新世界史”超越“傳統世界史”的看法是不成立的，既然完整的人類史是橫向和縱向并存，那么這兩種研究范式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它們各有長短，并無“先進”、“落后”之分。(35)也正因為如此，吳于廑先生強調這兩種范式不僅是“兩者分工，不可分道”，而且應該相互結合(36)。大力倡導“新世界史”研究的齊世榮先生也指出，這兩種范式必須齊頭并進，同步發展，“以期二者互相促進”(37)。對于兩者同步發展、互相促進的辯證關系，吳于廑先生在論述“歷史的專精和綜合”時就曾做過富有啟示的闡證：“分目愈細，所作的研究愈益專精。專精的成果愈多，成果的總接觸面就愈廣，作比較完整的綜合考察，也就愈有條件。綜合和專精是相輔而行的。沒有專精，即使為一個細目作理論概括都會有困難，更不論作廣泛的合符科學的綜合。同樣，不作綜合，就不易確定一項專題細目在全局中地位與意義，更不會在綜合概括中發現某些專精的不足從而引發更專、更深入的研究。”(38)由此可見，這兩種研究范式同步發展、相互促進的過程，也是兩者揚長避短、優勢互補的互參、交匯過程。這也就意味著，對于當下的中國史學界來說，一方面，應該繼續努力展開“傳統世界史”即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的研究，同時要克服在研究中所存在的封閉化、瑣碎化的傾向，借鑒“新世界史”的比較與整體考察的理路、方法，來開掘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另一方面，需繼續倡導“新世界史”研究，對包括中國史在內的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歷史進行相互聯系的橫向整體考察，在探討中克服可能出現的宏大敘事的空疏、玄虛的傾向，觀照并吸納“傳統世界史”的成果來支撐、夯實其所要建構的體系與模式，并運用“新世界史”的理路與方法來探究地區史、國別史和專門史的個案問題。只有在學術分工的基礎上逐漸將兩種研究范式有機整合起來，相互參照，優勢互補，形成“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齊頭并進、同步發展、學術互動的新格局，我們的世界史研究路向才能不斷排除干擾而向科學的目標日益延伸。

　　注釋：

　　①王大慶：《什么是世界史：跨越國界的思考》，《史學月刊》2015年第7期。這次學術會議中4位史學家的論文，摘登在《光明日報》2015年1月10日的世界史版，亦可參考。

　　②W.A.Goffart,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05.

　　③J.W.湯普遜：《歷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冊，謝德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85頁。

　　④J.W.湯普遜：《歷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冊，謝德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85頁。

　　⑤喬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上冊，耿淡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2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