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歐美史研究中心主任　孟廣林

　　【內容提要】“傳統世界史”與“新世界史”這兩種歷史視域遠可回溯到古典時代，只是隨著近代以來的社會變動與學術發展才逐漸定型，并在當代出現明顯的理路分野。國界史、地區史、專門史等組合的“傳統世界史”，以其“求真”和“鑒古知今”的特點與主旨，凸顯了其縱向研究范式的學術價值，但難免帶有“條塊分割”的局限和“西方中心”論的缺陷。而以文明史、生態史尤其是“全球史”彰顯的“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以其對人類歷史的橫向整體考察，極大地開拓了歷史探索的空間，但往往流于空泛，且常以西方眼光來考量世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傳統世界史”的研究上成就凸顯，并開拓出“新世界史”領域，同時也萌生出“棄舊圖新”的學術傾向。然而，“新世界史”只是一個分支學科，不可能取代“傳統世界史”在研究中的主體地位。在當下，需以唯物史觀為指南，批判地借鑒西方學術成果，將“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同舉并重，在對這兩種研究范式揚長避短的過程中逐漸將其有機整合，相互參照，優勢互補，建構出同步發展、學術互動的新格局，為我們的世界史研究開辟正確路向。

　　【關 鍵 詞】歷史視域/傳統世界史/新世界史/研究范式/學術定位/優勢互補

　　這些年來，隨著我國世界史研究的日益拓展，史學界不時浮現有關“何謂世界史”的爭論。前不久，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什么是世界史”學術討論會上，出現了好幾種學術見解：“世界史”應該是“地球史”，即包括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之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世界史”不是單純的“外國史”，也應該是包括中國史在內的“全球史”；“世界史”不是地區史、國別史的簡單疊加，而是人類相互聯系互動而逐漸從分散走向整體的歷史。基于這些認知，還有學者主張，應該在此基礎上形成“中國史”、“外國史”和“世界史”相并列的學科布局。①這些“新世界史”的觀點，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學理問題，那就是，如何以理性的視野去考量世界史研究范圍的視域，審視由國別史、地區史、專門史構成的“傳統世界史”和當下浮現的“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校準我國世界史發展的正確路向。

　　一、兩種歷史視域的緣起與形成

　　當下史學界所討論的“傳統世界史”與“新世界史”這兩種歷史視域，其學理端緒源遠流長，遠可回溯到希臘羅馬的古典時代，且此后的流變中曾一度此消彼長。只是到了20世紀初，隨著世界各地聯系的日益密切與影響整個人類的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多，隨著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與學術研究取向的多元化，這兩種視域才逐漸出現明顯的理路分野。

　　歷史研究注重史料的搜集與運用，注重歷史證據的展示與分析。歷史研究的主旨乃“鑒古知今”，是為現實社會的需要而借鑒、反思歷史的經驗教訓。在各個國家、地區之間相互封閉、信息溝通不暢的傳統社會，由于條件以及能力所限，更由于關注歷史的興趣與主旨所制約，史家的視野往往聚焦在某個國家、地區或政治、軍事、文化某個專門領域，希冀在其可以把握的歷史空間與時間之內探究范疇相對集中的歷史現象，著述可以鑒世傳世的“信史”。因此，古希臘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歷史》主要敘述波斯和希臘之間的征服與反征服戰爭，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所探究的戰爭范圍則進一步限定在雅典和斯巴達兩個城邦及其盟國之間。也正因為如此，古羅馬史學家給我們留下的幾乎都是這類歷史視野中產生的著作，如李維的《羅馬史》、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以及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等。到了中世紀，這樣的歷史視域延續不斷，眾所周知的“蠻族四史”②即《哥特史》、《倫巴德人史》、《法蘭克人史》、《英吉利教會史》以及《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和稍后的諸多英格蘭王國的編年史，皆屬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