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批判史》論述”與“歷史路標”的經濟思想史形式的呈現

　　以“歷史路標”為主題的經濟思想史形式，是相對獨立的經濟思想史。這種形式的經濟思想史是依據經濟學歷史發展的脈絡展開的，是隨著經濟思想歷史的發展而接續延伸的。馬克思在為《反杜林論》撰寫的“《批判史》論述”中，對“歷史路標”的經濟思想史形式作了探索。

　　恩格斯在1876年-1878年間完成的《反杜林論》，是為回擊杜林對馬克思學說的攻擊和清除杜林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影響而撰寫的著作。《反杜林論》第二編“政治經濟學”在批判杜林的經濟學觀點的同時，對馬克思經濟學說作了系統闡釋。這一編的第十章“《批判史》論述”是馬克思撰寫的。

　　為了寫作“《批判史》論述”這一章，1877年1月，馬克思開始閱讀杜林《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1875年柏林版)一書，并寫了對該書評論的草稿，1877年2月底和3月初寫了《評杜林〈國民經濟學批判史〉》的手稿。恩格斯對《評杜林〈國民經濟學批判史〉》手稿作了修改和刪節后，定名為“《批判史》論述”，編作《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編的第十章。1894年，在《反杜林論》新版(第三版)中，恩格斯提到：“《批判史》論述”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馬克思寫的。在原定作為報刊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馬克思的手稿大加刪節，而恰恰在刪掉的部分里，他對經濟學史的獨立的闡述比起對杜林主張的批判要重要得多。這些闡述恰恰又是手稿當中甚至直到現在還具有重大意義和長遠意義的部分。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馬克思說明配第、諾思、洛克、休謨等人在古典經濟學產生過程中所應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盡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發表出來；而他的對魁奈的《經濟表》所作的解釋就更是如此了，這個表對整個現代經濟學來說，仍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謎。相反，凡是專門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響上下文的聯系，我都把它刪掉了”(39)。按照這些想法，恩格斯根據馬克思《評杜林〈國民經濟學批判史〉》手稿對第十章作了增補。在恩格斯看來，經過增補的“《批判史》論述”這一章，包含了馬克思《評杜林〈國民經濟學批判史〉》手稿中，“甚至直到現在還具有重大意義和長遠意義的部分”；而手稿本身則是馬克思“對經濟學史的獨立的闡述”。因此，對這一時期馬克思闡釋的“歷史路標”形式的經濟學說史的理解，所依據的文獻應該包括“《批判史》論述”章和《評杜林〈國民經濟學批判史〉》手稿。

　　在“《批判史》論述”中，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認識為基礎，對經濟思想史的形成作了說明。馬克思提到，他在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1版已經提到，“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40)。與此相聯系，在之前的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中，就已經得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是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的明確結論(41)。顯然，馬克思一開始就表明，這里將呈現的經濟思想史形式是不同于先前《剩余價值理論》呈現的經濟思想史形式的。

　　與《剩余價值理論》的經濟思想史形式不同，“對經濟學史的獨立的闡述”的經濟思想史形式，以古代的經濟思想為“出發點”。馬克思認為：“因為歷史地出現的政治經濟學，事實上不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時期的經濟的科學理解，所以，與此有關的原則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臘社會的著作家那里見到，只是由于一定的現象，如商品生產、貿易、貨幣、生息資本等等，是兩個社會共有的。就希臘人有時涉獵這一領域來說，他們也和在其他一切領域一樣，表現出同樣的天才和創見。所以他們的見解就歷史地成為現代科學的理論的出發點。”(42)古代社會所有的對經濟學“原則”“定理”現象的“見解”，實際地成為“歷史路標”的經濟思想史形式的“出發點”，這與《剩余價值理論》呈現的“自行批判”的經濟思想史形式的出發點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