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形成和發展來看，寫于1857年7月的《巴師夏和凱里》手稿，應該是對19世紀50年代前半期經濟思想史研究的總結，同時也是1857年-1859年間，連續三年對經濟思想史研究的開端。

　　在《巴師夏和凱里》手稿中，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歷史的整體過程作了概括，提出了“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歷史”的概念，認為這一“歷史”，是“以李嘉圖和西斯蒙第(兩個相對立的人，一個講英語，一個講法語)結束的，同樣，它在17世紀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爾貝爾開始的”⑧。在《倫敦筆記》寫作期間，馬克思曾在“現代政治經濟學……結束”的意義上提出過，“實際上，這門科學從亞·斯密和大·李嘉圖時代起就沒有什么進展，雖然在個別的常常是極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⑨。馬克思后來把經濟思想這一“歷史”過程，定義為“古典政治經濟學”階段。

　　《巴師夏和凱里》手稿接續《哲學的貧困》對經濟學“學派”最初劃分的觀點，進一步闡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或“古典經濟學”的內涵，特別是對李嘉圖在古典經濟學發展中的特殊貢獻作了中肯的評價。古典經濟學在具有“同樣的意向”的同時，也會由于“民族對比的起源性”差異而出現具體理論觀點上的差異。顯然，對經濟思想史上不同經濟學家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較研究”，注重于所在國家的“社會對立”狀況的“民族對比的起源性”的分析，是馬克思經濟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因素，是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重要發現，也是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的重要方法論規定。其實，在這一手稿中，馬克思對巴師夏和凱里經濟學所作的就是“民族對比的起源性”的分析。

　　《巴師夏和凱里》手稿對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之后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個例外”——以巴師夏和凱里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的“庸俗”傾向作了探討。馬克思強調，這種“例外”傾向的特點就在于，它是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對立面”的：一方面他們看到，李嘉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完備的和最后的表現”；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在李嘉圖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論前提的”。所以，在理論傾向上，“凱里的主要對立面是李嘉圖，總之，是英國現代經濟學家；巴師夏的主要對立面是法國社會主義者”⑩。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已經揭示了他后來稱作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本質。

　　二、政治經濟學方法的“兩條道路”與經濟思想史的兩種形式

　　接著1857年7月《巴師夏和凱里》手稿之后，馬克思1857年8月下旬撰寫《〈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這一未完成的手稿，1857年10月到第二年5月撰寫以“貨幣章”和“資本章”為主要內容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58年初，馬克思決定以分冊的方式出版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1859年6月《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正式出版。在馬克思長達40年的經濟科學探索歷程中，這三年是馬克思經濟思想發展最為關鍵的時期，也是馬克思對經濟思想歷史探索和馬克思經濟思想史觀發展最為重要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