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道金 常偉

　　研究戰爭形態，既要把握戰爭的基本形態，又要把握處于其下的戰爭階段性形態，后者更具實踐意義。信息化戰爭是信息時代戰爭的基本形態，隨著世界新軍事革命的深入發展，科學劃分信息化戰爭的發展階段并揭示其階段性特征，有著越來越迫切的意義。筆者結合現代戰爭實踐及未來發展趨勢，嘗試將信息化戰爭劃分為初、中、高級三個階段，并從物質基礎、技術主題、組織形態、基本作戰形式、支配機理等方面加以表征描述。

　　信息化戰爭初級階段萌芽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海灣戰爭為確立標志，在科索沃戰爭中趨于成熟，在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一定程度上也可視作信息化主導下的新型機械化戰爭。這一階段的戰爭物質基礎是具有一定信息技術含量的機械化平臺、相對分立的傳感器、以樹狀拓撲為主的C3I系統、精確制導彈藥、電子戰裝備以及隱身飛機等少量新概念武器；軍隊技術變革主題是“連點成鏈”，即運用信息技術改造傳統軍事體系，建立“偵—控—打—評”等重點鏈路、形成簡單閉環并快速向網絡化方向生長。以2003年伊拉克戰爭為例，當時美英聯軍已擁有了較強大的戰場信息化網絡，能夠將偵察、監視、指揮、控制、通信等系統聯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確保實時共享各類信息資源。但客觀地講，這一階段柵格化信息基礎設施尚未充分建立，實現網絡鏈接的手段相對有限，信息系統還不能充分支持大量作戰信息與指令的實時互聯互通，系統間互操作性不強。這一階段，作戰力量結構開始由機械化戰爭時期的“金字塔”型迅速向“扁平網狀”結構過渡，指揮層級大幅壓縮，建設數字化、模塊化部隊成為各國適應信息化戰爭趨勢調整改革軍事力量的基本共識。由于美軍在其擔當“領頭羊”的世界新軍事革命中占據了先機，迅速拉開了與傳統軍事強國的代差，致使這一階段的作戰形成了以強凌弱“一邊倒”的局面，以遠程精確打擊為典型戰法的非線式非對稱非接觸的“三非”戰爭成為對應的階段性戰爭形態。受軍事信息系統發展水平的制約，這一階段的基本作戰形式以信息化條件下的諸軍兵種協同式聯合作戰為主，各軍兵種分隊間自主協同的能力還較低下，計劃協同在聯合作戰組織與實施過程中仍居于主導地位。這一階段的作戰支配機理主要是以控制論為主體的“老三論”，OODA（觀察—判斷—決定—行動）鏈式循環理論開始為各國軍隊所普遍接受。

　　信息化戰爭中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自然擴張和平滑過渡，這一階段起始于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前后，預計將延續至未來20年左右。這一階段的戰爭物質基礎主要是信息化主戰裝備與彈藥、綜合化戰場傳感體系、柵格化信息傳輸網絡、網電一體化的信息戰裝備和具有輔助決策能力的指揮控制系統等。與初級階段相比，裝備體系的概念與構成發生較大變化但未發生根本性顛覆，大中型裝備在主戰裝備體系中仍占據著絕對的支配地位。這一階段軍隊技術變革主題是“結鏈成網”，即建立并依托柵格化一體化的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和門類繁多的數據鏈族，將戰場上各作戰要素絞鏈成一個有機整體，進一步打破軍兵種“煙囪”、打通層級阻隔、消除業務壁壘，實現信息實時共享，增強互聯互通互操作能力，體系對抗潛能得到進一步釋放。類似美軍“全球信息柵格（GIG）”的網絡化基礎設施將廣泛建立起來，天基互聯網將在軍事領域發揮重大作用，而各種新原理戰術通信手段將得到蓬勃發展；這一階段作戰力量結構呈現出相對固定的無尺度網絡結構，少數的關鍵節點仍支配著大多數的作戰資源，機械化戰爭時期的層級結構仍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但信息橫向流動不斷加強，跨軍兵種的旅、團部隊甚至營、連分隊間的自組織自適應自協同漸成常態。這一階段主要強國先后建立起以網絡信息體系為基礎的信息化軍隊，技術差距得以縮小，對應的階段性戰爭形態是基于相對固定拓撲的“網絡中心戰爭”；相應地，信息主導、精打要害、體系破擊的諸軍兵種一體化聯合作戰成為基本作戰形式，戰場空間由多維走向全維全域，作戰力量由協作、合作開始走向功能耦合、融合，作戰行動體現出整體聯動、自主協同、并行作戰的特點，作戰控制更加集約精確。這一階段的作戰支配機理是網絡科學、復雜系統理論和大數據決策理論等。

　　信息化戰爭高級階段是對中級階段的深度揚棄與顛覆性發展，其大致起點是未來20年左右，終點尚難以預測。這一階段的戰爭物質基礎是新質機械化與新質信息化深度融合發展造就的“軍事物理信息融合系統”，包括泛在化智慧化的戰場傳感體系、智能化超能化的主戰裝備體系及彈藥、實時化分權化的協同任務規劃體系、分布式自主化的作戰編隊與集群等。作為戰爭形態主要標志的主戰裝備體系，無論是概念還是結構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新一代核武器、空間攻防作戰平臺、天基戰略打擊武器、臨近空間高超聲速武器、跨界飛行器、洲際戰略轟炸機、空天防御系統、網絡戰武器和戰略電子戰武器等將構成戰略威懾與打擊的中堅力量，而各類智能化的無人機、無人車輛、無人艦艇、外層空間機器人、水下自主航行器、納米仿生機器以及電磁軌道炮、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和新一代網絡電子戰武器等將集中取代傳統的戰役戰術武器成為戰場新寵。這一階段軍隊技術變革主題是“集網成云”：一方面，泛在化小微化的傳感器和戰場物聯網將實現“萬物感知”“萬物互聯”，可穿戴設備、移動互聯網和腦機耦合等技術使每個有生力量都能成為戰場信息節點，信息觸角拓展至微觀、延伸至戰場各個角落，總體數目和體系能力指標跨數量級甚至量度級增長，自然環境、人化環境和虛擬環境被有機地納入軍事系統；另一方面，分布式的網絡信息體系，將性質、功用、層級、結構各不相同的人聯網、機聯網、物聯網、彈聯網等子網“集網成云”，形成貫通物理域、信息域、認知域和社會域的跨域集成、動態不居的“超網”，以此凝聚全體系作戰能力、釋放最大作戰潛能。這一階段的作戰力量結構也將發生重大變化，戰略戰役層面將呈現出動態的無尺度網絡結構，關鍵性節點的數量大幅減少且相互支撐、備份、接替，指揮關系動態變化，“死穴”越來越少；在戰術層面則可能更多是無中心網絡結構，各作戰節點“民主協商”作戰，作戰組織因需即時建構、即時解構，組織形態呈現出高度流動的“云態化”特征。這一階段對應的階段性戰爭形態是云態化體系與云態化體系之間自主對抗的“云戰爭”，基本作戰形式將是基于模塊化力量體系和諸多小編隊、小集群的跨軍兵種的融合作戰，其特征是智慧、智能；作戰支配機理在中級信息化戰爭基礎上更強調超循環理論、腦與認知科學、新的決策科學甚至仿生學，以及未來數學和科技哲學的最新發展成果。“云戰爭”預計將于本世紀中葉前后成為主導性戰爭形態。

　　把握信息化戰爭的階段性戰爭形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例如，當前關于信息化戰爭的認識中存在著“終結論”與“未到論”兩種對立的傾向。前者認為“以信息技術為標志的軍事技術革命已步入尾聲，建立在這個技術基礎上的軍事革命也將結束”；后者認為現代戰爭“正加速向信息化戰爭形態演變”，包含尚未進入信息化戰爭的隱喻。兩種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前一種觀點中“走向終結”的是信息化戰爭初級階段；后一種觀點則對信息化戰爭設定了過高的“門檻”，將“起算點”直接定位在中高級階段。兩種觀點的不足都在于對信息化戰爭的階段性把握不準。事實上，信息作為當前世界新軍事革命的主導性因素之一，其變革能量還遠沒有釋放殆盡，即使到本世紀中葉前仍看不出被哪種戰爭基本形態所取代的可能；而當前正處于信息化戰爭中級階段的早期、尚未進入“壯年”，這才是科學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