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

　　我國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結構性問題，包括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區域城鄉結構等等。結構性問題從來都是整體性問題，事關國家發展的可持續性和發展的新動力。在觀察研究中，我發現結構性問題集中表現為“四個脫節”。

　　一是金融與實體經濟脫節。這個脫節導致實體經濟的萎縮，從深層次導致生產與消費脫節。金融在自我循環、自我擴張。經濟在金融化，而金融在泡沫化。金融在不斷創新，但主要是在玩錢生錢的游戲，而這些錢很難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融資難融資貴是集中表現。一方面，貨幣供應量在不斷擴大，貨幣政策“放水”；另一方面，利率還是高企，現在融資的成本還是很高。地方的各種投融資平臺，包括相當一部分企業，尤其中小企業，融資既難又貴。實際上這些都反映出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產生了嚴重的脫節。

　　不僅如此，金融自我循環擴張，還產生了一種“虹吸效應”，把實體經濟領域的資本吸到金融體系里。影子銀行規模迅猛擴大，整個經濟的杠桿率不斷上升，這都反映出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脫節。這個脫節問題解決不了，要穩增長、調結構，實現經濟轉型、升級，達到供給與需求新的均衡，那幾乎是不可能的。由此看來，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迫在眉睫。

　　二是科技與經濟脫節。我國財政科技投入不斷快速增長，對企業和科研院所的研發，也有很多激勵性的政策。即使財政收入下滑，科技創新投入增長還是挺快的。但是，我們現在大量科技投入，并沒有有效帶動經濟增長。我國重視科技創新，但是科技創新與經濟是脫節的。主要是因為科技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導致科技與經濟脫節。這是一個大的結構性問題，涉及到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科研院所是創新鏈條的上游，作為事業單位屬于非經濟組織，也就是說不屬于企業。這意味著針對事業單位的改革不能按照經濟改革的邏輯來推進，也不能按照政府機關的模式來轉軌，而是屬于社會改革的問題。實現創新驅動發展，關鍵要解決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科技與經濟脫節，我們的科技創新，就很可能是開車掛在空擋上，你再踩油門也不管用。

　　三是教育與發展脫節。我國面臨的就業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這個矛盾怎么出來的？與長期僵化的教育體制有關。教育和國家發展階段不匹配，是脫節的。我國的教育，沒有及時跟上我們發展階段的變化來進行適應性調整。盡管這些年在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但是效果不是很明顯，量升質不優，職業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在就業上依然存在不少問題。把這個問題放到整體上來看，我們的教育和發展是嚴重脫節的。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或者持續遷延，創新驅動也很難真正落地。因為創新驅動，要有創新人才，只有教育體制加快改革，才能提供創新性的人才。這關系到長遠，是當前結構性改革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教育機構多數屬于我國體制中的事業單位，教育改革同樣屬于社會改革的問題。當前教育體制的整體框架還沒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中擺脫出來，教育機構在性質上多數是政府機關的附屬物，自主權缺失，創新性教育缺失。如何全面深化教育體制改革，與科技體制改革一樣，都需要納入到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這個大框架之中來考慮。

　　四是中央與地方分工合作的關系脫節。發揮兩個積極性，中央與地方本來應該是分工合作的關系，怎么把事權劃分好，這是一個縱向治理結構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依然講的是財力與事權相匹配，要達到這個目標，一方面要調整財權，一方面要調整轉移支付，更多的是要調整支出責任，要調整事權。

　　當前國家治理的重心過度下移，會擴大國家治理的風險。從財政支出來看，全國85%的支出是在地方花的，中央只花了不足15%。支出責任的過分下移，意味著行政治理過分下移。如何把適合中央來做的事情交給中央來做，適合地方決策的事下放給地方來決策，這是治理結構改革的內容。當前簡政放權主要是針對決策權，推動適合于地方的中央決策權下移。用國家層面治理和地方層面治理的兩級治理框架來考慮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事權劃分，是結構性改革必須考慮的核心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