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文

　　自從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社會上出現了對“供給側”的各種解讀。但是在解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些學者照搬美國“供給學派”的理論體系來解釋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強加的生搬硬套，易于造成誤讀和誤解。因此，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深入貫徹和推進落實這一改革舉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西方供給學派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

　　現在多數學者把薩伊看成是供給經濟學的鼻祖。事實上，在凱恩斯經濟學出籠前，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都強調供給，認為供給比需求重要。在早期的古典經濟學中，提倡鼓勵生產，強調經濟活動的目的是生產。斯密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認為，一國財富主要決定于實際產量水平，在于供給方面。比如，斯密認為，一國財富的直接決定因素是勞動生產力和生產性勞動的比率，而專業化與分工提高勞動生產力是一個可以觀察到的事實。因此，整個古典經濟學都可以稱為供給經濟學。只是薩伊把供給經濟學發揮到極致，認為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應該說，薩伊與斯密一脈相承，而且把斯密的經濟思想“發揚光大”，重新闡述了斯密的學說，進一步把斯密學說系統化，同時也庸俗化。斯密提出市場無形之手的命題，而薩伊則更進一步論證了市場自動調節生產，社會生產使總需求等于總供給，經濟永遠不會出現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是20世紀20年代末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打破了薩伊神話，從而促使人們重新思考經濟學理論如何更好應付經濟危機。其實，對薩伊經濟學，馬克思早就進行了徹底的批判，稱之為庸俗經濟學。

　　面對薩伊經濟學帶來的經濟危機，凱恩斯指出，主要是由于缺乏政府宏觀調控的市場總是會出現“失靈”，從而導致生產與需求的脫節，而生產過剩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對此，凱恩斯倡導政府干預和需求管理思想。因此，二戰后，面對持續的席卷世界的經濟危機，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從而達到刺激經濟增長以拯救經濟危機。但是，凱恩斯主義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刺激只是“曇花一現”，并沒有帶來實質性效果，反而形成了經濟的“滯脹”局面。事實上，凱恩斯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內生性的市場與需求擴張的理論，羅斯福新政的實質也只是在現有體制下的局部調整，而只要整體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起決定性作用，就改變不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內在矛盾。因此，凱恩斯主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種趨勢和矛盾，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矛盾，只是延長了危機爆發的周期跨度與時間。對此，凱恩斯本人也承認其政策只能短期有效，而從長期來看是無效的。

　　上世紀80年代，為了擺脫因實施凱恩斯主義政策帶來的經濟“滯脹”困境，美國里根政府再次將薩伊定律奉為圭臬，推行一系列以供給學派為理論基礎的政策措施，諸如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解除政府對市場的調控和監管、大幅度減稅等政策，企圖帶領美國走出“滯脹”困局。供給學派堅持“購買力永遠等于生產力”“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強調經濟危機的出現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恰恰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亂作為，從而主張市場自由放任的回歸。經過幾年的實踐，供給學派的政策實際效果并不令人滿意，相反還帶來了更大的副作用，它使美國聯邦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美國從此由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淪落”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供給學派”也隨之名譽掃地。曼昆等經濟學家甚至把美國供給學派稱為“倒霉的”“愚蠢的”經濟學，而克魯格曼則稱之為“巫術經濟學”。

　　今天我們的一些學者不去正視這些事實，卻仍在鼓吹“供給學派”理論，重提實施該學派的政策主張，把我國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化地等同于供給學派理論，這不僅誤導輿論和政府政策方向，更有可能會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