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主任、研究員　荊林波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推動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高度，就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多次作出重要論述。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后，我國掀起了“智庫熱”。據統計，僅最近兩年新掛牌的各類智庫就有5000家左右。當前我國智庫數量已居世界第一，然而，要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世界知名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必須冷靜思考，不能只關注數量的增加，而忽略了質量的提高。建設高水平、高質量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必須處理好六大關系。

　　第一，處理好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的關系。科研機構與大學關注基礎研究，是要解決“是什么”和“為什么”的問題，將復雜現實簡化，抽出關鍵變量，找出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并進行合理闡釋。而思想庫和智囊團——智庫關注的更多是對策研究。對策研究解決“怎么辦”的問題，需要超越基礎研究，既涉及對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又需要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強烈的問題意識，并且重在尋求現實問題的解決之道。基礎研究和對策研究之間是一種辯證發展關系，有了良好的基礎研究做支撐，對策研究才能有力度與深度，否則對策研究將成為無源之水。因此，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不能把基礎研究和對策研究相混淆，必須堅持基礎研究和對策研究并舉的方針，努力推出有客觀依據、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的原創性基礎研究成果，使對策研究建立在深入扎實的基礎研究之上。要堅決反對急功近利，為了獲得智庫的“封號”，在很短的時間里推出系列“點子”，從而迅速提升知名度的做法。

　　2015年11月，中央深改組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工作方案》，首批入選的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具備較為扎實的基礎研究與相對專業的對策研究。當然，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的側重點不同。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下，如何做出取舍？對研究人員而言，要在基礎研究與對策研究上都有所建樹，實屬不易。因此，在人財物有限的情況下，智庫必須結合自身實際處理好兩者的關系。

　　第二，處理好科研考核與智庫考核的關系。基礎研究關注的是主持課題、出版專著、發表學術論文的數量和質量等，而對策研究關注的是參與議政、成果獲得領導批示或被有關部門采納的情況，兩者的考核體系不盡相同。如何在同一個機構內平衡好對兩類研究的考核，是智庫建設的一個核心問題。

　　智庫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要切合智庫的工作流程，應當以智庫的吸引力、管理力和影響力等幾個指標為依據作出評價。吸引力好似一個漏斗，顯示智庫的外在聲譽和對外界的吸引能力，它包括聲譽吸引力、人員吸引力、產品或成果的吸引力和資金吸引力；管理力好似孵化器，展示智庫的內在運作能力，即智庫如何提高內部的有效管理，提高產出能力，具體包括戰略、組織、系統、人員、風格、價值觀和技術的管理；影響力好似喇叭，展現智庫的對外傳播、政策作用等能力，它包括政策影響力、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這三種力相互作用，影響力大了會反哺吸引力，而吸引力加大則會促使更多高品質人員聚集到智庫，提升管理水平。總之，只有運用好考核與評價這個指揮棒，才能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參與到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中來。

　　第三，處理好練好內功與加強外宣的關系。練好內功是智庫構建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所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要圍繞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圍繞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國際問題，開展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系統性、綜合性研究，推出現實性強、公信度高、影響力大的創新性理論觀點和決策研究成果，為中央決策提供高質量的智力服務。要完成如此重任，練好內功是必不可少的。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次強調，“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究其本意，智庫的質量是本，能否建立健全的決策咨詢制度，是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原動力。

　　“酒香也怕巷子深”，智庫的對外宣傳也是至關重要的。縱覽美國等一些國家的著名智庫，在對外宣傳方面可謂不遺余力。比如，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都設立了專門的機構與人員負責研究成果的對外推廣，并且建立了國內外的網絡系統，立體化、多渠道地宣傳自己的成果，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這些智庫加大了對網絡媒體的運用，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這些成功經驗值得我國智庫學習與借鑒。

　　第四，處理好專業人才與復合型人才的關系。智庫的建設歸根到底是人才隊伍的建設，特別是如何構建一支高素質、跨學科、多類型的智庫人才隊伍對智庫的發展至關重要。高素質要求智庫人員具備國際視野，學貫中西，了解國情，熟悉國內政策環境；跨學科要求智庫人員的知識結構要合理，一專多能，具備復合型知識結構；多類型要求智庫人員具備跨領域工作的閱歷，能夠較好地與政府有關部門進行溝通，從而更好地發揮智庫的影響和作用。美國智庫的一個特點在于存在“旋轉門”機制，四年一次的大選，如果出現政黨更替執政，將有4000人左右的人員需要換崗，有相當一部分人員在政府與智庫之間進行角色轉換，這對政府和智庫都有積極的作用。

　　相對而言，目前我國智庫與政府機構之間的人員流動比較少，這就要求智庫人員更積極地了解政府有關部門的運作程序、機制，從而更大程度上發揮資政議政的功能。現在我國一些公務員在政府部門退休后，開始在智庫繼續從事相關研究，這種方式有利于提高相關智庫的資政水平，也有利于提升智庫的知名度，擴大影響力。但要防止這些公務員在履行公職期間，利用自己的職權為日后去智庫謀職而“尋租”。此外，隨著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加快，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將逐步增多，服務型政府的加快建設和公共財政體系的不斷健全，將使購買公共服務成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方式，這也為智庫提供了與政府進行合作的機會。由此，智庫可以更多地了解政府部門的訴求、決策部門的關注點、政策制定的相關過程等，把專業研究與對策轉化更好地結合起來。

　　第五，處理好立足中國與走向世界的關系。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顯然要以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為導向，以服務中國公共政策制定為目標，以追求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為宗旨，逐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因此我們必須明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絕不能簡單照搬國外已有智庫的模式，尤其要防范“智庫的美國化”傾向，防范智庫議題被他人所掌控，防范出謀劃策中出現“利益輸送”的賣國行為，損害我們的國家利益。

　　與此同時，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要堅持對外開放、兼收并蓄，加強與國際一流智庫的交流，拓展交流的領域，深化交流的程度，尤其是要重視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話題的討論，發出自己的聲音，并且逐步引領一些話題的討論方向，努力創造出一些議題，掌握國際話語權。縱觀智庫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智庫的一個核心作用就在于掌握話語權，創設新的議題，引導國內外輿論的走向。比如，成立于1977年的美國卡托研究所，深受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主張減少政府對于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干預，并且減少在國際上的政治和軍事干預。為此，它總是能夠提出一系列的相關議題與政策建議，具體包括：在經濟上，減少聯邦政府對市場運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預、廢止最低工資管制、廢止企業補助和貿易壁壘；在社會相關政策上，深化自由學校選擇制度、廢止政府實行的族群歧視政策、改革反毒品政策，等等。

　　我們欣喜地看到，在“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話題方面，我國智庫已經在引領話語權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但這還不夠，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還要不斷努力，在國內外舞臺上發出越來越多有分量的聲音，引領國際話語走向。

　　第六，處理好智庫建設與后勤保障的關系。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就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出重要批示，強調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形勢的發展，智庫的作用會越來越大，要高度重視、積極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智庫的建設離不開后勤保障體系的建設，這一體系至少應包括數據支撐體系、日常行政運行體系、財務運營體系等內容。

　　數據支撐體系是智庫運行的基本保障。面對正在來臨的大數據時代，我國智庫必須思考如何按照“云”構架，建立統一的、海量的哲學社會科學大型信息數據庫；如何利用海量數據庫構建起數據過濾系統，從而把握核心數據，建立起有效的決策支持系統；如何適應數字化的時代要求，建立快速反應的網絡輿情反饋系統，幫助政府有關部門做好危機公關。

　　日常行政運行體系是智庫高效運行的保障。一直以來，日常行政運行效率低下的問題嚴重地影響了我國智庫整體的效率。對此，國外智庫的運行經驗可資借鑒。從現狀來看，我們的研究人員要花費相當精力去應付各種表格的填寫、相關票據的處理，真正用來做研究的時間受到了一定影響。國外智庫發展經驗告訴我們，一名研究人員加一名研究助理的效率遠遠大于兩名研究人員的效率之和。研究助理承擔后勤保障，可以為研究人員節約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從而提高整個智庫的效率。

　　財務運營體系是智庫運行的生命線。目前，政府全資撥款的智庫尚不存在財務方面的壓力，但獨立運行的民間智庫則面對較大的財務壓力。隨著智庫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智庫的運行能否有序、穩健，也與融資能力緊密相關。在歐美發達國家，智庫領導人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募集資金，以保障智庫的可持續發展。可見，建立科學的、完善的財務運營體系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應當解決好的一個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