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鐘揚、楊玲

　　構建“中國學派”一直是近幾年學界關注的焦點。去年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舉辦的第二屆“當代中國文論：反思與重構”高級學術研討會上也明確提出要努力推動文學界打造文藝理論和評論的“中國學派”。面對“中國學派”這樣一個宏大的話題，全方位、多領域的展開研究是必然趨勢，那么究竟該如何正確地認識、理解建構文藝理論和評論的“中國學派”并使之成為現實，這是目前學術界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回顧過去的這兩年，無論是張江教授一開始提出的“強制闡釋”，還是后來進一步圍繞“中國故事，中國經驗”展開的熱點討論，都是在呼吁文學界要努力擺脫西方文學理論的束縛，提出屬于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和評論。這些都是基于我國目前文藝理論“缺場”的現狀提出的“病癥診斷”和應對策略，得到不少學者的響應。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正如吳曉明教授所言，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沒有擺脫對西方的“學徒狀態”。在“中國學派”緩慢發展的背景下，文學界急需一副“催化劑”來促進“中國學派”的興起和繁榮，而文學地理學這一理論可以很好地助跑“中國學派”，為“中國學派”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一個新的角度。例如，一方面，文學地理學本身就屬于“中國學派”文藝理論領域的一份子，對這門理論興起、發展、繁榮的研究也就自然屬于“中國學派”規模擴大的體現；另一方面，借鑒文學地理學逐漸理論化、體系化的過程，可以為探尋“中國學派”建立更為龐大的分支提供實踐意見。具體而言可以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中國學派”應該將重點放在尋找本土文藝研究的學術生長點上。文學地理學作為我國文學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起步于古人的研究基礎，并逐步發展起來。作為一門新興理論，“文學地理學”的發展可謂篳路藍縷，但是因為前有古人留下的寶貴財富，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地理志》，近代有劉師培的《南北文學不同論》、王國維的《屈子文學之精神》、汪辟疆的《近代詩派與地域》等大量文學與地理的專著，使得新中國的文學地理學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迅速發展起來，產生了諸如靳明全的《區域文化與文學》、周振鶴的《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曾大興的《文學地理學研究》等累累碩果。除此之外，各地陸續召開的研討會也促進了文學地理學的繁榮。這些既是文學理論界“中國學派”逐漸崛起的標志，也為“中國學派”繼續擴大、發展提供了方向?！爸袊鴮W派”也應該積極探尋并建立屬于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體系，尋找本土的文藝研究生長點，從而繁榮文藝理論和評論的“中國學派”。

　　其次，立足于中國的文藝理論，學習、借鑒西方文藝理論產生的邏輯內核。“文學地理學”是由中國學者自己提出，不同于那些舶來的概念，它從真正意義上體現了文學理論的創新精神。以往，我們常常盯著具體的西方理論內容不放，用來闡釋中國的文學作品，結果造成了對西方文論的生搬硬套。而中國的文學地理學，一開始就目標明確地要建設與文學史雙峰并峙的文學地理學，確立研究對象、規定基本任務、建立理論體系等。如此系統地建立一門理論研究，不是對西方理論具體內容的生搬硬套，而是從中國的文藝理論出發，合理吸收、借鑒西方文藝理論的邏輯內核，這樣才是“中國學派”所追求的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化”、“本土化”。

　　再次，“中國學派”應該樹立危機意識，努力走向世界。文學地理學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也有人提出了質疑的聲音，認為“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之下，再談文學的地域性已經沒有什么意義”。的確，“地球村”的逐漸形成意味著人與人之間距離地縮短，地域性似乎在當下消失了傳統所帶有的絕對地位，但是一體化并不代表消除差異，沒有個性的共性是不存在的。對于文學地理學這門學科而言，如何協調時代性與地域性，如何處理氣候與文學的關系，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是相當不易的，但正是它們的存在才體現了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價值。

　　縱觀“中國學派”最近幾年的發展，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徒狀態”仍然存在，當下文藝理論界的“病癥”也都一一表現了出來?！爸袊鴮W派”在前進的道路中遇到的問題越多，也就說明它創造的價值將越大。文學地理學的建立當然不是為了孤芳自賞，作為“中國學派”文學理論界的一員，它一直在努力克服危機，努力走向世界，而“中國學派”的建構既是為了振興我國的文學理論界，也是為了走向世界，讓“中國學派”在世界文壇發出響亮的聲音。

　　有了文學地理學的助跑，相信“中國學派”在文學理論和評價領域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現實，屆時，文學地理學“越是地域的，越是民族的”的口號與“中國學派”“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口號將會一起響徹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