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慶朗

　　“全要素生產率”，代表各種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條件下所達到的額外生產效率，是投入要素產出效率整體提升的結果。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指出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同時提出加快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這表明我國要在新常態下把經濟增長轉到全要素生產率驅動的軌道上來，實現經濟的提質增效升級。

　　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主要因素

　　195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引入生產函數，將經濟增長分解為資本要素、勞動要素和“被忽略因素”三部分的增長。被忽略的因素正是全要素生產率，即著名的“索洛余值”。全要素生產率通常由微觀層面的勞動生產效率和宏觀層面的資源配置效率兩部分構成。從微觀層面看，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要么靠提高資本勞動比，要么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因為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提高資本勞動比不可持續，所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往往等同于全要素生產率。從宏觀層面講，通過資源重新配置，比如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向生產率較高的非農部門，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具體來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有三種途徑，技術進步（技術效率）、結構轉換和配置效率，相關因素的經濟含義如下。

　　技術進步技術效率。它代表先進生產技術的生產前沿面整體向外移動，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面對不同的生產前沿面。對于發達經濟體來說，對應的是全球的生產前沿面；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對應的是本國范圍內最有效率的生產前沿面。如果微觀層面的企業努力將生產活動向既定最優技術方向靠近，就能帶來技術效率的提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結構轉換。宏觀層面技術效率的整體提升可以通過結構轉換來實現。在產業層面，結構轉換就是將資源要素更多配置到勞動生產率水平較高的部門；在產業內部，則是不斷提高生產率水平較高的企業的規模和份額。

　　配置效率。對于給定產出來說，往往可以通過不同的投入組合來實現。不同的投入組合在技術上都可能實現最優，但所花費的成本則存在較大差異。其中，成本最低的組合能夠獲得更多增加值，由此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便是配置效率。

　　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源

　　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人口紅利為基礎的高投資、高出口拉動型的發展模式面臨巨大挑戰，供給端不足以支撐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第一，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給狀況發生根本性變化。2012年末，中國大陸15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3727萬人，首次出現下降，比2011年下降0.6個百分點；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勞動人口總量下降趨勢在很長時期內將不可逆轉。第二，工業化進程已進入中后期階段，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釋放出的增長潛力已基本耗盡。而且隨著第三產業比重的逐步上升，還存在降低整體生產率水平的可能，進而削弱未來宏觀經濟的增長潛力。第三，要素紅利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接近消耗殆盡。此外，要素驅動模式也帶來自然資源的大量耗費和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

　　分解GDP的增長，主要有資本的貢獻、勞動的貢獻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縱觀1980—2010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情況，勞動和資本對增長的貢獻大約在60%左右，而全要素生產率對增長的貢獻在40%左右。從這三個因素看，靠資本投資難以為繼，因為沒有一個國家長期用資本投資支持經濟增長；同時，我國新的勞動力供給面臨瓶頸，全要素生產率將成為新常態下可持續的增長動力。

　　根據亞洲生產率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APO）的測算，1995—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等三個時間段，全要素生產率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35%、46%、36%；而韓國則分別為32%、38%、63%。美國、韓國的測算數據表明，經濟發展進入相對穩定的成熟期后，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加重要。新常態下，我國經濟要完成增長動力的轉換，從投資驅動、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如果我們不能著力優化產業結構和提升發展質量，經濟就可能失速乃至停滯，并且極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我國經濟迫切需要形成全要素生產率的支撐作用，從而對沖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的下行影響，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