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由上海觀察主辦的上觀讀書會首度亮相。

　　知名社會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攜《文明是副產品》而來，成為上觀讀書會的“亮相之作”。在讀書會上，這位堅持從個人求知和社會問題出發，努力運用十八般武器去求解的學者，與讀者分享了他對于文明發生意義的理解和思考。現將他的部分講座內容摘錄如下。

　　■鄭也夫

　　關于《文明是副產品》這本書，說起來匪夷所思。21年前，文明是副產品這個想法在我腦子里萌發，令我亢奮不已。當時確實是下決心要把這個想法考慮成熟后呈現出來，但也沒有想到21年以后，我真的能有根有據地呈現出來，心情是非常興奮的。

　　21年前在我腦子里萌發的這個想法是什么？人類文明中那些最重要的發現、發明，我認為它們很多都是副產品。也就是說，它們不是人類的目的性行為、計劃性行為的產物，而是人類一些行為的副產品。這說法，在座的很多朋友肯定不能認同，馬上就可以舉出幾個例子來反駁，古人修建長城難道不是目的性行為嗎？當代人類登月難道不是目的性行為嗎？同樣，簡單的抬杠，我也可以舉出例子來，比如青霉素的發明，完全是副產品。偉哥可以壯陽，但偉哥的出現完全是副產品，它原來是用來治心臟病的。

　　今天，我想和大家談幾個文明里程碑式的發明、發現，它們都不是計劃性行為的產物，而是某些行為的副產品。

　　走上農業這條“不歸路”

　　說說農業起源。關于農業起源，主流認識在相當程度上推導的邏輯認為，農業是計劃性的產物。

　　首先，農業之前的人類是不是饑寒交迫？未必和我們想象得一樣。達爾文學說的第一核心詞是什么？不是“進化”，而是“適應”，適者生存。人類活動是一個不斷適應的過程。地球上生活的原始部落里的人，平均一天工作一兩個小時。我們在座的每天要干多少時間的活？你怎么能說原始人一定比我們還辛苦呢？再說，他們一直在游走的狀態，不停地采集，采這一塊，采完以后就轉移。假如你跟他說，你到我家來做客，冰箱里什么都有。他不稀罕，這個豬肉買多長時間了？一個月。還能吃？不新鮮。你上我那兒去看看，那兒一大片的地方都是我的倉庫，要吃的時候現殺、現采摘。

　　剛進入農業社會的時候，第一代農民要比他們苦。農業是因什么產生的，這件事情非常微妙。首先這里有一個檻，只有定居才能產生農業，解釋不了定居怎么出現的，就無法解釋農業怎么產生的。如果我們腦筋非常開放的話，有可能洞見農業的產生。比如愛斯基摩人是定居的，以打魚為生，他們的食品非常單一，就是魚。愛斯基摩人為什么定居？是因為這里有豐富的食物源，食物源的巨大誘惑導致他們定居了。這個線索可以給我們思考農業起源帶來很大啟示，但光有這個誘因可能還不夠鮮明。

　　人類走向農業的道路是一條“不歸之路”。為什么回不去了？大自然給人類一個擺脫不了的誘惑，當人類進入這個誘惑多少代以后，采集的本領就沒有了，周圍的生態也產生了變化，加上人越來越多，這樣靠采集生活的狀態就回不去了。

　　許慎為什么把“紙”解釋錯了

　　下面說造紙。

　　與蔡倫同時代的大學問家許慎，是《說文解字》的編著者。許慎和蔡倫是同代人，而且他們共同給皇帝做事。但許慎在解釋“紙”的時候，說的不對。他說造紙是在水中擊絮、擊廢舊的絲織品，這些東西干了就成了紙片。后來的科學家說，如果蔡倫拿絲織品敲打就能造出紙的話，咱們就敲打敲打吧。于是弄了很多蠶絲，澆上水，怎么打也打不出紙來。為什么？因為，這個關于紙的解釋是完全錯誤的。

　　許慎為什么會說錯？我是這樣解釋的，皇上派了一個比較硬的活給蔡倫，蔡倫負擔非常重。皇帝說：小蔡，我每天看奏折，竹簡太厚重，以后宮里最好都用帛書。你給我提供大量的帛書吧。蔡倫怎么辦？各地產出的可做帛書的原材料絲織品很有限，可皇命如山，不干不行啊。后來他就用了植物纖維這個材料來造紙。但又不敢對皇帝說這是用樹皮草根做的，就說是用舊的絲綢、廢的絲綢做的。他沒敢把它卑賤的出身說出來，編造了它的出身。這個事情工匠知道，蔡倫知道，但既然這是一個謊言，就不能讓皇上知道，也不能讓皇上周邊的人知道，所以許慎就寫錯了。

　　那么，造紙的技術是怎么產生的？古代并存著兩種解決人穿衣的辦法，一個是紡織，從中亞傳到中國。與之同時，還有一種樹皮布。樹皮布是拿少數幾種樹木的樹皮，用石頭把它打成糨糊狀，這些糨糊干了以后具有張力，就可以用它做衣服穿。很多民族的考古發現，在遠古的時候都有樹皮布。而在造樹皮布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副產品，就是紙。敲打得過分了，在糨糊狀固體下面產生了一些很稠的液體。上面的成了樹皮布，底下的液體干了以后，挺薄的一片，這拿來做點什么呢？包一點細軟吧，比如用它來包首飾，后來用它來包藥片。紙產生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不是用來寫字的，后來才被用來書寫的。所以，紙是樹皮布這種東西的副產品。但人類的發明還能有幾樣東西比紙更偉大？紙養育了人類的文明。

　　印刷術是一種文化的雜交

　　印刷術有兩個技術前身，印章和石碑上的拓片。印章是從兩河流域傳過來的。關于中國人什么時候開始使用印章存在爭論，通常的說法是在戰國時開始使用的，還有少數一些學者認為在春秋甚至在東周的時候就開始使用了。無論何時開始，我們基本上是忠實地使用著兩河流域發明的印章，甚至在紙發明以后，印章還是蓋在泥上。紙和印章這兩個器物，一直平行走了五百年，才有交合，印章開始蓋在紙上了。這樣，一個西亞的發明和一個中國的發明，遭遇了，雜交了，成為中國式的印章。

　　印刷術的另一個前身是石碑上的拓片。后來，中國人覺得把經文刻在石碑上太費財力，就不要刻在石頭上了，把它刻在木頭上，這就成了最早的雕版印刷術。可以說，雕版印刷是這兩個技術先導的副產品。

　　雕版印刷傳到歐洲之后，德國出了一個天才叫古登堡，他發明了活字印刷。當時，古登堡生活的那個地方有高爐，可以做出鋼來，這為他的發明提供了可能。印刷術發明后，很快流行起來。印刷術在歐洲的風靡，依賴于字母文字和鉛活字的絕妙結合，這樣的文化雜交在人類文明進化史上還有很多。

　　幸福也是副產品

　　這些大的事項說完了，在座的朋友都有舉一反三的能力，都聽明白了我說的事情。人類這些里程碑的發明、發現，都不是計劃性產品，而是無心插柳的過程。

　　在我們認識世界、認識人的過程中，副產品也是一個視角。你做一件事情，會想到自己的目的，但也會有一些始料不及的副產品。所以，我很鄭重地把“副產品”這個概念推介給文化界，推給社會。幸福也是副產品，很多經濟學家過去講GDP，現在講幸福。大家追求幸福生活，幸福是當你投身一個高于私人利益的偉大事情中時，你就變得非常幸福。幸福是一個副產品，它不是直奔主題就能找到的。

　　（本報記者　黃瑋　整理）

　　對話

　　幸福不靠“伺候”

　　■本報記者　顧學文

　　讀書周刊：如果“文明是副產品”，那您如何評價目的性行為在人類文明進程中所起的作用？

　　鄭也夫：目的性行為是人類獨有的，當然有其功用。當新事物“偶然”出現后，要靠理性的、目的性行為去加固和完善。不過，“文明是副產品”是針對文明的發生而言的，也就是說新事物本身不是由目的性行為導致的。

　　古希臘哲人說，我們不能無中生有。沒有偶然的、外來的啟發，我們很難有全新的想法和目標。

　　讀書周刊：這種“副產品”的視角，能給今天的創新帶來什么啟發？

　　鄭也夫：書中涉及的論題是多樣的，但若一定要從創新的角度來解讀，也未嘗不可。

　　比如給予。農業就是因為大地豐厚的給予而出現的。唾手可得的野生谷物讓人類放棄了狩獵采集生活，從此面朝黃土背朝天。

　　給予是一種驅動力，帶來驅動和控制，從而改變獲取者的行為，如果一項創新能給予別人什么，那人們更愿意選擇它。

　　再比如借用。象形符號只有通過聲音的假借才成為了記錄口語的成熟文字。想問題時不要把自己框死在一個領域內，視野要放寬點，想想能跟旁邊人借點什么。

　　還有雜交。印刷術在歐洲的風靡，依賴于字母文字和鉛活字的結合，這樣的文化雜交在人類文明進化史上有很多。今天這個時代，正有無數跨界雜交的新物種洶涌而來，讓傳統行業招架無力。一個產品、一個商業環境，能滿足人們的多種需求才會受歡迎。

　　互動也很重要。作物被人類馴服而失去野性，但人類何嘗不也被作物所馴服，從此固守土地，配合作物的生長節律？這是互動的結果。

　　讀書周刊：過去的文明是“副產品”，那未來的“文明”會是什么模樣？

　　鄭也夫：本書對文明未來的模樣，不會有任何啟示意義，倒是可能會促使人們反省文明、社會及自身，少一點傲慢無知，少一點對計劃的盲目崇拜。

　　讀書周刊：您在后記中寫到，幸福也是一種副產品。

　　鄭也夫：今天（5月8日）是母親節，生孩子是一個母親的目的，但在養孩子的過程中，母親收獲了幸福。這不就是一種副產品嗎？你問問那些過得很充實、不空虛、不抑郁、身心健康的人，他們的幸福是以幸福為目的、靠“伺候”幸福得來的嗎？

　　讀書周刊：您的幸福來自哪里？

　　鄭也夫：對社會問題做出比常人更深入的思考，并坦率地表達出來。此時，利他和利己分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