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過來說，柬埔寨有文學，老撾有文學，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等所有國家皆有文學，盡管人們知之甚少。但這些國家的經典是否同樣可以進入“世界文學經典”之列？《紅樓夢》等中國文學經典又有多少是西方主流文壇認可的“世界經典”？或者，多少西方讀者通讀過《紅樓夢》？我們自己還有多少孩子在讀《紅樓夢》？這些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問題。因此，理想主義、世界主義和后人道主義固然可愛，但并不都切合實際。

　　與此同時，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讓位于”張愛玲、徐志摩、周作人、林語堂、穆時英、廢名等。何也？這中間除了傳統階級意識、國家意識的“淡化”，經典邊際的模糊、認知方式的變化，以及市場（資本）的作用等，都是不言而喻的因由。而西方后現代主義總體上指向二元論的解構，最終為去中心的廣場式狂歡提供了理論或學理基礎。

　　然而，馬克思恩格斯在國家意識和階級立場之間選擇后者。列寧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區別在于時代，尤其是建立蘇維埃的訴求為列寧重新審視文學的階級性（人民性）提供了新的維度。于是，國家的階級利益發生了變化。當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即國家意志服從于大多數人的利益時，國家意識也便包含并超越了階級意識，成為更加寬泛的價值觀了。因此，當代美國主流學界冷落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們可以理解，而我們緊隨其后、欲罷不能地無視和輕慢后者就令人不明就里了。同時，魯郭茅、巴老曹或張徐周、林穆廢的彼落此起或許還不足以證明這一點，那么林林總總的下半身寫作的風行、走俏當可說明這一點。這其中市場價值取代國家意識的例子比比皆是。

　　總而言之，國家意志有階級屬性、有為什么人的問題。而今，國家和階級尚未消亡，強調國家意識并未過時。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彰顯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因此，國家意識不僅不可或缺，而且凸顯并指向最大公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