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孫銳

　　人才不能得到合理配置，不能在自由競爭中優勝劣汰，不僅不利于提升科研創新效率，更難以冒出“高精尖”人才。

　　不久前，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振奮人心，但不可否認，中國的“高精尖”人才依然匱乏。有數據表明，我國的世界一流科學家僅100余名，占世界的4.1%，而美國高達42%。世界權威機構評選300多位對科學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我國入選的科學家只有3位。從國際性權威科學院外國會員人數的國別排序來看，我國處于第18位，不僅低于主要發達國家，甚至落后于印度，這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并不相稱。如何回答錢學森之問，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解決的問題。當前我國的科技人才管理制度還存在一定問題，突出表現為：與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要求還不適應，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科技創新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還不匹配。

　　對科技人才開展原創性研究缺乏支撐和保障

　　任何原創性創新成果都會很難，科學大師的一條成長規律就是優勢積累和潛心研究。在國際同行領域內做出高水平的創新工作，是國際一流“高精尖”人才最重要的評判標準。但目前，我們的科研評價機制還不完全以此為導向。在現有定量化考核制度下，大量科研人員被引導到“短平快”的項目上，難以“十年磨一劍”，也不愿承擔失敗可能性大而可能取得重大原創成果的科研探索。一項針對兩院院士、“長江學者”等國家級高層次人才開展的調查也表明，當前的科研體制不利于基礎性研究，也不利于原創性科技人才的培養。

　　科研事業單位的官僚化傾向扭曲了科技人才的價值觀

　　當前，我國大量科技人員擁擠于高等院所等所謂“事業單位”。在這些單位中，校長、所長職位成為各級政府官員職務晉升的“臺階”，存在不少領導能力欠缺，不懂創新規律和學科建設、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用“參公管理”“行政管理”“干部管理”制約科學家、研究者開展科研工作的狀況廣泛存在，這導致大多數科研單位行政化和官本位嚴重。更有甚者，還產生了“官者通吃”現象，以“行政權力”取代“專業權力”，以“領導評價”取代“專業評價”，只要當上大小領導，就自然匯聚了課題項目、科研經費、科研成果等各種“科研資源”。這造成了所謂“中國式科研單位現象”：誰“官”大，誰“學術”水平就高，誰就是“學術帶頭人”。

　　高校、科研院所缺乏用人自主權，政府對其人事管理控制較強，如對單位編制、崗位總量、崗位設置、招聘、職稱、工資總額、績效工資總額、人員調配權等統得過嚴過死。同時，在事業單位管理體制下，科研人員、教授等總體上流動乏力，缺乏基于市場化的人才流動配置機制，導致“優才難流動，庸才難退出”。人才不能得到合理配置，不能在自由競爭中優勝劣汰，不僅不利于提升科研創新效率，更難以冒出“高精尖”人才。

　　科研課題管理繁瑣、僵化、低效，抑制了科技人才的創新熱情

　　當前，體制內的科研課題管理工作流程繁瑣，科研骨干的大部分時間用于項目申請、預算設計、經費報銷、評審鑒定、課題結題，沒有更多時間真正投入項目研究，科學家們“不是在開會，就是在開會的路上”，不是“被評審，就是在評審別人”。還有某些部門、領域的課題申請，“關系門路”大于“能力水平”，甚至成為某些部門領導、公務人員進行“利益交換”的資源。“公器私用”導致了最為嚴重的科技領域腐敗，最終傷害的是國家的自主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同時，科研經費管理刻板僵化，不能按照課題研究全口徑成本進行支出，大部分經費投到“物”上，不承認課題研究者的智力投入和人才價值。我們的調查表明，近兩年一些高校院所國家課題申報量大為減少，科研經費問題是被吐槽的最大原因。可資比較的是香港特區的科研項目資助體系。其項目經費全部為人工費，不需要列支種種項目再通過發票報銷，做到“一切為科研服務”。2015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已經達到1.4萬億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但是科研經費落實制度的低效、僵化會對巨額科研投入起到對沖抵消效果，這大概也是我國科研創新成效尚未顯著改善的原因之一。